二、吕祖谦的历代盛衰论
    全祖望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17）
    朱学的“道问学”，陆学的“尊德性”，吕学兼取其长，其特点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重经重史，言性命究于史。三家路径有别但最终都是宣传天理之正。
    吕祖谦的历代兴衰论含有丰富的联系思想，同时又打上吕学“博杂”的印记。他认为维系天理纲常是历史兴盛治理的根本，同时又强调人事在兴衰变化中的作用。他对天人感应说持肯定的态度，同时又认为治乱安危系于“人心”。
    吕祖谦的兴亡论中有很多积极的东西，要认真总结。
    看历史，要先看“统体”。所谓“统体”，吕祖谦的解释是“合一代纲纪风俗消长治乱观之。”“统体，盖谓大纲。如一代统体在宽，虽有一、两君稍宽，不害其为严。一君统体在严，虽有一两君稍宽，不害其为严。读史自以意会之可也。”（18）把“纲纪”和“风俗”作为统体的内涵，以其消长治乱的主导倾向，来认识这一代的历史的特点，评价其“宽”或“严”。这是吕祖谦历史盛衰论的基点之一。
    仅仅认识历史的统体，还不够。吕祖谦认为应当进一步探究造成这种统体的“所以然”这种历史的“所以然”，或称之为“机括”。他说：“既识统体，须看机括。国之所以兴，所以亡，所以成，所以败，人之所以邪，所以正，于几微萌芽时，察其所以然，是谓机括。”（19）这里的“机括”，吕祖谦有时又称之为“枢机关纽。”（20）“机括”又包含两层含意，一是，机括是历史变化的“所以然”；二是认识、探求机括的方法，是在历史变化的“几微萌芽”时。这里对历史的观察已进入到深层次中了。
    历史发展呈现出运动大势，这往往要把前后几代历史联结起来思考。吕祖谦对历史大势问题作了阐释。如东周以后，“先王德泽已斩绝，渐入春秋战国气象，故先王之诸侯，亦不能自存，此最见到风声气息之大推移、习俗之大变革处。学者当子细看到此，又须看得天下大势，与战国汉唐相接。”（21）由“风声气息之大推移、习俗之大变革处”，进而“看得天下大势，与战国汉唐相接。”这里把历史的“变”与“通”联系起来，由变而通，以变通的眼光才能看得历史大势。
    历史的盛与衰总是相互包含，盛中有衰。我国古代的“见盛观衰”的史学思想表述了这样的认识。宗太史公之学的吕祖谦继承并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并且具体揭示盛衰相互包含的根据、相互转化的理由。从社会内部说，君子与小人的相互消长造成盛衰的变动。从外部说，中原与周边的国家、地区、民族的盛衰互相影响。当然，吕祖谦的论述又反映出狭隘的民族观念。吕祖谦说：“大抵中国与蛮夷，君子与小人，国之有权臣，常相为消长。”（22）又说：“盖夷狄之强弱，常由中夏之盛衰。……盖君子之与小人，夷狄之与中国，其相为消长，理之常耳。”（23）而且，“不独中国与夷狄相为盛衰，蛮夷种类亦自相为盛衰。”（24）战国时期，楚与吴、越的盛衰关联、强弱相消长，是例证之一。十六国时期各族的盛衰互为影响，也是例证，“始者胡越盛、氐羌盛。及胡越衰。氏羌再盛。符坚盛，氐羌却衰。符坚衰，慕容鲜卑继之；慕容衰，孛头元魏继之，更为消长，直到唐藩镇，未尝不相为盛衰。”（25）但应该指出，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地区盛衰相互影响，既有盛衰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盛衰与共的一面。
    历史盛衰的具化变化，使得历史过程有阶段的区别。这种历史阶段，吕祖谦称之为“节”。比如，看《左传》反映的历史，“须分三节看，五霸未兴以前是一节，五霸迭兴之际是一节，五霸既衰之后是一节。”（26）五霸的历史由“未兴”“迭兴”和“既衰”三个阶段组成。具体到各个诸侯国，又有具体的情形，如晋国，“自唐叔十六世至献公灭魏以封毕万，……晋于是始大”。“至于文公、霸诸侯，尊周室，始有河内之土。”“文公后十六世为韩赵魏所灭。”这同样经历了“始大”“霸诸侯”到“为韩赵魏所灭”三个不同的阶段。
    宋代很多思想家、理学家对历史王道、霸道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的见解反映出不同的历史观点。吕祖谦对王道、霸道问题提出独到的看法。首先是王道、霸道相为消长说。以战国时期的齐国为例，“僖公霸业，不如桓公。以天下之势论之，桓公之时，却不如僖公。何故？王道、霸业相为消长。得到桓公，所以大国言齐、宋，远国言江、黄，其余莫不至。霸业盛处，便是王道消亡。”（27）历史有盛衰变化，也有王霸的变化。二者不尽相一致。而且，王、霸相为消长。在一定意义上说，王道霸道相为消长的观点，补充了历史盛衰相互消长说，为引天理论评判历史功过，提供依据。
    其次，是“王道可期”说。“霸业盛处，便是王道消亡”，是说明王道、霸道相互排斥的一面。但吕祖谦又认为王道、霸道不是绝然分开，这是他的“王道可期”说的中心思想，他说：
    天下之为治者，未尝无所期也。王期于王，霸期于霸，强期于强，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趋之。……天下之志，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也；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进霸而至于王，极天下之所期，无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可息”，则尧之兢兢，舜之业业，汤之汲汲，何为者邪！（28）
    三代以上是王道，三代以下是霸道，但是霸道仍可以期待至于王道，如果王道是没有可能企求的境界，那么宣扬圣王的业绩也失去意义。
    再次，是“霸亦借德”说。这和“王道可期”的观点相通。吕祖谦说：
    自古论王、霸，皆曰王以道，霸以力；德与力是王与霸所由分处。然而霸亦尝假德而行，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如晋文公之霸，所谓出定襄，入民利民，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之礼，皆是依德而行。惟文公以德辅力，故能一战而霸。而得到平公以后，全无德，全恃力。不知霸虽是力，亦必假德方能立，以此知维持天下者，其可斯须去德邪！（29）
    “霸亦假德”说认为“霸亦尝假德而行，亦未尝专恃力而能霸者”，反对“自古论王、霸”者的意见，这些人认为王道、霸道的区别在于“王以道，霸以力”。这是直截反驳程、朱的历史观点。程颐认为“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30）朱熹认为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当时陈亮反对“伊洛诸公”这种王霸义利之说，认为“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31）在一定意义上说，吕祖谦同陈亮一样，反对把三代和三代以后的历史、把王道、霸道打成两橛。
    作为理学家，吕祖谦同样强调“天理”是历史盛衰的根本所在，“嫡庶长幼定分之出于天者，乃国家之所恃也。无故而乱天之定分，直是自伐其恃也。”（32）吕祖谦进而将“理”归之于“心”，说“至理所存，可以心遇而不可力求。”（33）“人主一心，实治乱安危之所出。”（34）他的历史观，他的历代兴衰论突出地体现吕学特征，调和朱陆而偏于陆。
    吕祖谦强调天理决定历史盛衰的前提下，也重视人事作用对历史兴亡变动的意义。一、人君要自强，即“依己”，他说：“为国者，当使人依己，不当使己依人。已不能自立，而恃人以为自重，未有不穷者也。所依者不能常盛，有时而衰；不能常兴，有时而亡，一旦骤失所依，将何所恃乎！”（35）“依已”者，国可盛，可安。“恃人以为重”者，“未有不穷者也。”
    二、人君要使用好谋臣人材，知“安危治乱大体。”（36）
    三、培养风气。这往往积几代人材能做得到。周之文武成康盛世，是数百年涵养风气形成的。有数百年好风气，则可以培育出一批忠臣义士，风气造就人材，“凡人材多随风气所降。春秋风气如此，便有春秋人材；战国风气如此，便有战国人材；秦汉风气如此，便有秦汉人材。”（37）吕祖谦把人材和社会风气联系起来，社会风气造就人材，而人材的状况又影响一代历史的兴衰治乱。
    对灾祥说，吕祖谦持保留的态度，认为：“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国家以圣贤之出为祥。而景星、矞云、神爵、甘露之祥次之；物之异不如人之异，故国家以邪佞之出为异，而彗孛流飞、龟孽牛祸之异次之。”（38）在这里，吕祖谦把“圣贤之祥”“人之异”放在首位，同时也肯定了“物之祥”、“物之异”。对于龟兆之类迷信，吕祖谦完全肯定。柳宗元在《贞符》中否定这类的迷信宣传。吕祖谦反对柳宗元的意见，认为“大抵符命之说，亦不可谓之无”，其理由是：“人之正心，感天地之正气。”天人感应说得到了“心学”的支持。这些地方既反映了吕学中的陆学成分，也是吕学“溺于禅”的影响所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