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一位极富写作经验的作家。他的著作中虽无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学论文，但在对文化典籍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中，在对自己写作生活的叙述中，常常包含着他对写作活动中各种问题的思考。我们认为：考察司马迁的写作观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本文的目的，就是将散见于司马迁著作中有关写作问题的吉光片羽放入较为清晰的框架中，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简要分析。
    价值观：“王之大者”与“垂空文以自见”文章、著作对社会、对作者本人的功用何在？也就是说，写作活动的意义是什么、价值在哪里？这个问题，显然是写作理论的核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区别不同写作观念、写作理论的首要标志，而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则是决定作者写作方向的指针。可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理解，是理论家、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在写作领域的直接体现。
    司马迁的史官身分，使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便看到了一些著作对社会的巨大指导作用。例如，他在谈到《春秋》时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①这样，《春秋》就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人们的行为指南，因为《春秋》中既有对历史真相的描述，也有对各种疑难的解答，同时也有人生哲理、治国之道的阐发。“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②“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③司马迁对《春秋》的推崇并非单纯出于一位儒士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而是有现实的文化背景的：汉建业之初，管理国家的主要是曾征战沙场的武将，到武帝始尊儒术、黜百家，儒家的经典被放到社会生活中极高的位置。这种文化现象表明，随着人类文明的推进、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精神文化的产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逐步上升。因而，司马迁对《春秋》的评价，就不仅是个人的观点，而是时代文化心理的反映。在这样的文化观念中，像《春秋》这样的写作活动，是王者的事业；像孔子这样的作者，甚至比君王更崇高、更伟大。
    不过，这仅是司马迁写作价值观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当他从另一角度谈论这一问题的时候，竟得出了文章无“用”的结论。他说：“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④他认为自己著《史记》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⑤显然，这里的“空”、“无能”是与“用”相对的。“不可用”、“无能”，就是“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阕，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宵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因此，“不可用”包含了无用于世、无用于己两层意思。传统道德观念认为，只有当人有用于世的时候，才能获得功名利禄，才会有用于己，因此，这两层意思是有内在因果联系的。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春，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叔孙豹（穆叔）所说的“三不朽”，乃是后世儒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它要人在自然生命中，去完成永留后人心中的事业，这样，在他的自然生命结束时，就获得了永恒的历史生命。而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实现“不朽”目标的三条途径。但是，这三者又不可等量齐观，它们有“太上”、“其次”、“（又）其次”的区别，与前两者相比，“立言”是最差的选择，因而是最“无能”、“无用”的。身为儒士的司马迁，仍没摆脱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尽管当时已开始重视精神文化，但其对象却是前代的典籍，当时正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人并没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也是社会发展客观现实决定的，因为在文明发展的初期阶段，重行动、轻言谈，重武功、轻文事，重体力、轻文采是必然的。司马迁对自己的“史官”身分是暗自菲薄、颇为自卑的，对自己靠“立言”追求“不朽”的方式，是深表怀疑和深感遗憾的。
    以上两点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写作价值观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写作是“王道之大者”，一方面又认为文章著作是“空文”，是“无能之辞”，这种矛盾是观察、认识写作问题的角度不同造成的。前者是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后者是从实现自我价值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从更广泛的范围说，这种矛盾又是由当时文化背景决定的。同时，也反映出儒家写作价值观念的矛盾性，司马迁的矛盾也正是历代文人学士的矛盾--有哪位立言的儒士，不是既自大又自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