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观：“发愤著书”与“恐堕先人言”写作活动的进行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心理活动的推动。《礼记》早就认识到“感于物而后动”。但人的心理是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人的心理活动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有许多心理可推动写作活动进行：为口腹之欲、为名利之想、为唤起民众、为爱情、为自我消遣、为制造语言迷宫、为传达玄妙的自然之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决定一个人写作产品的艺术风格、社会价值。司马迁的创作心理是：
    （一）为发愤而著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他在《报任少卿书》中，又几乎是抄录了这段话。在这里，司马迁提出了一个写作学中的著名观点--发愤著书说。人有七情六欲，他为何要提出“愤”字作为写作的动力？考察有关文献，我们发现“愤”字的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指情绪、意念积郁心中，不得外施。《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口欲言而未得之貌。”一指具有强烈否定意向的情绪。《说文》：“愤，懑也”，《字汇》：“愤，怒也。”如将二者合在一起，可知“愤”指“怨怒之情充盈心中”，司马迁的“愤”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拘、厄、逐、迁、囚、伤，都会使人痛苦，产生怨怒之情，但这些给人带来痛苦的根源，或是时势，或是君主，或是天意，因而无法抗拒、无法解脱，久而久之，这种痛苦就会郁结心中，于是“愤”便形成了。但是，有“愤”必求“发”，愤是发的必要前提，发是愤的必然结果，这就如气球中充满的气体不可能永远被封闭在球中一样，不管它通过什么途径泄露出去，但泄露是必然的。而“著书”--写作，就是“发愤”的途径之一。因此，对西伯、孔子、屈原、左丘等人来说，写作的需要来自他们的内部，写作的动力来自他们怨愤情绪的积蓄，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不得不写。司马迁之所以提出这一写作观念，既来自他对历代著者共同悲剧命运的归纳，又来自自己对人生苦难的体验。他曾为正直的军事天才李陵辩护，结果是不仅没救李陵，自己也因此而遭宫刑，家中无钱贿赂执法者，朋友但求自安，不肯为自己说话，有怨无处诉、有理无处辩，只有非人非鬼地苟活世间，他的“愤”是强烈深广的，正是在那些著者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也体会到了这些人著书立说的深层动机是发愤。从写作理论发展史的角度看，司马迁的这一观点是极有创造性的，他没有跟在前人的后面随声附和，而是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喊出了自己的声音，而这旗帜，这声音，却染着他的血污、迸着他的泪水。从现代写作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也是极富科学性的：写作不是对生活照相式地摹写，也不应是个人无意识的流泻。只有当生活给作者以巨大的触动的时候，他才算认识了生活的真面目；只有在他不仅有所感，而且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他才有写作的冲动；只有在他有写作冲动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好作品，因此，感受是写作活动的中心。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表面看来与一些“表现说”相同，但其内涵却相距极远。弗洛依德将作品视为白日梦，将写作视为欲望的满足、升华；厨川白村将写作视为苦闷的象征、痛苦的补偿；尼采将写作比作母鸡因下蛋而痛苦的啼鸣……他们也视写作的动力来自痛苦，这是他们与司马迁相通之处。但他们对痛苦产生根源的理解不同：弗洛依德的欲望指性欲，厨川白村的苦闷是与生俱来的，尼采则完全把人的痛苦与动物的痛苦等同，这样，写作的动力源泉只能出自内心、本能，这种写作观念完全切断了写作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他们尽管抓住了写作活动与心理、欲望、感情的关系，但整体理论框架却是畸形、病态的。司马迁一方面强调了写作活动中心理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把心理活动产生的根源指向现实生活，这使他的理论更有科学性，更富活力。在中国写作理论中，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一直作为一股强劲的湍流与正统的“文以载道”说相抗衡，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直到鲁迅“舒愤懑”的精神，依然可见司马迁的影子。
    （二）为道义的使命感、职业的责任感而著书立说。“上大夫壶遂曰：‘昔者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⑦司马迁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观，认为儒士应把自己投入社会中尽心尽力。当王道衰微、道德沦丧的时候，应起到社会良心的作用去加以纠正。即使在不能靠实际行动、口头辩说达到这一目标的时候，也应靠著书立说辨是非、定然否，“为天下仪表”。因此，这样的写作冲动是道义使命感的驱使，其写作意向是由立言而为天下立心。尽管司马迁否认自己写《史记》的动机与孔子著《春秋》相同，但他对孔子著《春秋》的动机是极为赞赏的，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也是真正继承了这种使命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