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之一，就是有强烈的历史意识，这主要体现在对历史典籍的重视上。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是最详实完备的，其实，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之所以产生，并不像有些学者所说是出于对历史本能的迷恋，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鉴古可知今，鉴古为知今，过去的记录中包含着现实的、未来的启示，而历史记录的缺乏，则必然带来现实的、未来的迷茫。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那些专门从事历史记录的史官，对自己肩上担负的责任，是不敢须臾忘怀的，这使他们养成了忠于职守的优良传统，有的史官宁肯被杀头，也要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正是这些史官们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中华写作史上最为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篇章。司马迁生长于史官之家，这使他不仅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了职业精神的熏陶。曾做太史公的父亲在临终前的含泪叮咛，更使他刻骨铭心：“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⑧基于对史官责任的清醒认识和父亲的殷殷重托，使他深切体会到：“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⑨这种写作的动力，无疑是一种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承继父志的使命感。
    “发愤著书”强调写作的动力来自作者内心的痛苦，为道义、为责任而著书强调写作的动力来自外来的压力，这是二者的分歧处。前者源自作者对深重屈辱的体验，后者来自史官传统中的敬业精神。但有感而发，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联系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司马迁认为立言不如立德、立功更有利于个人功名的确立，但他同时又强调，人应忠于职守，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一个史官不应因地位卑贱而玩忽职守。记录历史，这是史官必须完成的使命，否则，他就有罪于社会，愧对自己的身分。
    方法论：“推见至隐”与“本隐以之显”等写作目的、写作冲动是一种潜在的写作意向，与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最为密切。但使用什么样的方法、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写作目的，往往因人而异。例如，尽管西伯、孔子、屈原、孙子、吕不韦、左丘明、韩非都是为发愤而著书的人，但他们发愤的方式大不相同：有的通过哲学，有的通过历史，有的通过政论，有的通过诗歌，有的通过兵法……这就是写作方法的差异所造成的文体差异。有关这个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离骚》、《周易》、《春秋》等写作产品的评价与分析。
    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谈到《离骚》时，他说：“人穷则反本，故穷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大，举类迩而义远。”首先，他认为屈原的《离骚》是痛苦的呼喊与哭诉，其次，他又指出了《离骚》“文小”而“指大”、“类迩”而“义远”的艺术特点。可见，他对《离骚》的肯定，并不是因为它的“发愤”、抒情，而是因为它能够艺术地“发愤”、抒情。正如我们早已明白的，托物言志、引譬连类不仅是《离骚》的特征，也是艺术抒情与日常抒情的根本区别。司马迁对《离骚》的认识，不仅比“诗言志”的提法更深刻，也比孔子兴、观、群、怨的提法更切近诗的内质。
    《周易》是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它的《经》部分大约写于殷周之际，《传》完成于战国或秦汉之际，可以说，它是最早的、大规模的写作产品之一，因而在写作演进史上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西伯拘而演《周易》”，同是发愤之书，它的表达方式又有什么特征？司马迁说：“《易》本隐以之显。”⑩那么，“隐”与“显”又是指什么？这与《周易》的语言表述观有直接关系。“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周易·系辞上》的这段话认为，言不能尽意，象却可以尽。《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意是深微精妙的，言是抽象概念的，象是生动可感的，言虽不能尽意，象却可以引发暗示意，因而表达意的方法只能是假象见意、立象尽意，而读者要领会其中之意，须“观其象玩其辞”。可见，所谓“隐”，就是不可言传，所谓“显”，就是具体可感。“本隐以之显”，就是以个别去阐述解释一般的写作方法。这种写法对后世的影响极大，诸子书中运用寓言表达观点的方式即是明证，可以说，它是我国早期理论著作中共同的艺术特征之一。
    在谈到《春秋》时，司马迁认为当时“周室既衰，诸侯恣行”（11），孔子悼礼废乐崩而著《春秋》，但《春秋》的表达方式又有自己的特点：“（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以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史记·儒林传》）又说：“《春秋》推见至隐。”（12）所谓“见”，就是所见、可见，即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谓“隐”，就是抽象的义、理，即历史规律、社会规范。在司马迁眼里，《春秋》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历史作了忠实的记录，更在于它在叙述历史事实（已然）的同时，能揭示出事件背后的规律（必然）、阐发社会理想（应然），因此，“推见至隐”的写法，就是在个别中发现一般，由具象到抽象的写法，它与《周易》的写法正好相反。同时，他看到孔子生当乱世，不得不有所避讳，在具体的语言表达上，往往是：“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辞，不可以书见也。”（13）那些隐藏的观点只能从字缝里推出。这种“辞微而指博”的写作方式，就是表达的含蓄蕴藉。实际上，“推见至隐”、“辞微指博”的写法不仅为司马迁本人加以继承运用，而且一直作为历史著作最高的表达境界而为后世著者所忻慕、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