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司马迁没有明确提出写作方法的问题，但在他对具体文化典籍的评论中，已注意到了它们在表达方法上的差异，并对它们各自的表达方式进行了虽然粗略，但不失精确的描述。这表明，人们对写作活动的认识，已从对写作外部功用的强调（如孔子、庄子的观点），开始转向写作内在本质、规律的探讨，司马迁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风格论：“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屈原贾生列传》，既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历史人物评传，也是司马迁运用自己的人生观、写作观进行艺术分析的范例，甚至可以说，它也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对个别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论文。从写作学的角度看，这篇传记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屈原的时代、人格、作品三者关系的分析。
    司马迁看到《离骚》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正是出于对这种现实的担忧、焦虑，屈原才有了写《离骚》的冲动：“离骚者，犹离忧也。”既然屈原是为国而忧、为国而虑，他的痛苦就不是痛惜自己失去过去的贵族生活，而是看到祖国万方多难觉得应尽一己之力又深感无用武之地的痛苦。司马迁说：“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一悟，俗之一改也。”也就是说，他虽痛苦，但仍眷恋，虽失望，却未绝望。而这种心理的矛盾投射到《离骚》中，就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情感结构。同时，司马迁看到了屈原的人格与《离骚》所用意象的内在联系。他说：“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正因屈原有高洁廉正的人格，才使他选用了那些美丽芬芳的物象。屈原的人格理想是内善外美，他在诗中一再赞美那些美丽的自然物象，或表示要将它们采撷来做自己的衣饰。如他在《橘颂》中赞美橘：“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他渴望“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这里的橘、江离、辟芷、秋兰都具有人格象征的意义。司马迁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分析出屈原痛苦的根源；由屈原社会理想与外在环境的冲突，分析出《离骚》的矛盾主题；由屈原的人格特征，分析出它与《离骚》意象的关系，可见，司马迁的艺术眼光是敏锐的，艺术视野是开阔的，艺术的体验是深刻的。这种由外部逐渐进入内部的方法，打通了时代、作家、作品的关系，因而得到的结论让人信服。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司马迁写作观念的主体，这四个方面就是：认为著书立说有功于经国治世，却无助于个人名位的确立；认为写作的动力来自内心的痛苦与社会责任感；认为著书立说的方法多种多样；认为时代--作家--作品有内在联系。这些写作观念形成的文化背景是：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书面表达产品已有相当的积累，一些书面产品已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社会对精神文化的需要变得越来越迫切，这种文化现象引起了历史学家司马迁的注意；其个人原因是：司马迁作为一位博览群书的学者，使他能够以宏阔的文化胸襟看待写作问题，发现写作规律；另外，历史学家全景式的视野，又使他总是将写作问题放入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而不是就文论文，就写作谈写作；而司马迁独特的人生体验、丰富的写作实践，更使他对写作活动的内部规律有深刻的认识。这些，既决定了他提出写作观点的必然性，也决定了这些观点的局限性（如他多注意历史著作的分析，而对其他的文体谈论较少；如他认为立言不如立德、立功）。但是，如果把司马迁放到写作理论的发展史中，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理论的覆盖面上，他比前人要大得多（如孔子仅就诗论诗）；在理论的精确度上，他比前人要高得多（如《尚书》只说“诗言志”而没说诗如何言志）；在理论的个性上，他比前人更突出（如他的“发愤著书”说）。他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人生观念，强调写作的社会功用，强调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但又打破了儒家怨而不怒的中和传统，主张以著书立说的方式干预现实生活；他吸收了道家的批判精神，深感世道险恶、人生多难，但又舍弃了他们清净无为、以退为守的生活观念，主张人应奋发有为，在苦难中进行最后的抗争，在抗争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司马迁自由气魄与仁义之道结为一体的人生理想，在他的写作观念中得到了十分清晰的体现。
    我们的结论是：在写作理论发展史上，司马迁是理论的自发时期向自觉时期转化的关键人物，他的理论虽零散，却很有创造性。“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司马迁对中国写作理论的功绩，是不应被我们忘却的！
    注释：
    ①②③⑦⑧⑨（11）《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⑤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
    ⑩（12）《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13）《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