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张筹字惟中，无锡（今属江苏）人。明初任翰林应奉，后升礼部主事，奉旨与陶凯共修《昭监录》，记汉唐以来藩王事迹。累官至礼部尚书。博学多识，尤长于文学，为人颇善阿附，为时人所非。《明史》卷136有附传。
        十、危素字太朴，金谿（今属江西）人，少通五经，元至正年间，以荐授经筵检讨参修宋、辽、金三史。累迁翰林学士承旨，入明任侍讲学士，与宋濂同修《元史》，兼弘文馆学士，备顾问，论说经史，后贬和州，幽恨而卒。《明史》卷285有《危素传》。
        十一、曾坚字子白，金谿人。在《述善集》中自称临川郡人，乃其郡望，与危素齐名。元末进士，累官至翰林学士，明洪武初年，任礼部侍郎，熟悉典章制度，太常讨论礼仪，都要向他请教。
        十二、曾鲁字得之，新淦（江西新干县）人，博学强记，熟悉古代制度沿革，尤长于文学。明初参修《元史》，任总裁，累官礼部主事、礼部侍郎。著有《大明集礼》。《明史》卷136有《曾鲁传》。
        十三、魏观字杞山，蒲圻（今属湖北）人，元末隐居于蒲山，朱元璋攻占武昌，授其平江学正，后任太子说书，出任苏州知府，政声颇佳。《明史》卷146有《魏观传》。
        十四、伯颜愚庵即伯颜宗道，汉名师圣。《元史》卷190有《伯颜传》，《述善集》卷后有《伯颜宗道传》，下文将有详细介绍，此不赘说。
        十五、唐兀崇喜即杨崇喜，字象贤，《述善集》的编著。文集中很多作者都与他有密切关系，其中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因他而作。从文集中只知他袭任百夫长，曾就读于国子监，是国子生，因他长期不仕，故又被称为处士。实际他在元末避乱京师时，曾任过官职，惜不知其官职官位，但从危素称他为处士，陶凯称他为杨公，说明他在京师是有很高地位和声望的。光绪《开州志》卷6有《杨崇喜传》，表扬他捐资助军和建立崇义书院等业绩。
        在《述善集》中共有作者41人，其中身世清楚并有较高社会地位、社会声望者，包括唐兀崇喜在内有15人，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有12人在正史和方志中有传，他们都是达官贵人和元明间的一流学者，另外21人虽然其身世暂时还没有查清，但按当时社会交往的常理判断，他们也应是声名显赫一时的人物。一部《述善集》能得到这么多的高官显贵、社会名流为之著文写诗，足见濮阳杨氏（唐兀氏）社会声望、地位之不平凡。反过来说，也正因为有一部《述善集》，这些名人的文章诗词才得以保存下来。退一步说即使某些名人的诗文，因有本人文集和方志已流传下来，而《述善集》的诗文仍有第一手文献的学术价值。笔者曾以《述善集》中张以宁的《崇义书院记》与光绪《开州志》中的张文相校，文中之“至治癸亥创塾于室之西北陬”句，《开州志》作“至治癸卯……”。查至治仅三年，即辛酉、壬戌、癸亥（1321-1323），而无癸卯，显然《开州志》有误，《述善集》正确。笔者还查对了王继善的《题杨崇喜亦乐堂》诗，《述善集》收录两首，《开州志》只收一首，而这一首的文字也略有不同，《述善集》作“世任云电变”，《开州志》则作“世任云雷变”，从音韻和用辞的角度讲，“云电”显然是病句（可能因“電”与“雷”形近而致讹），尽管如此，《述善集》毕竟多保存王继善一首诗，对此也应予以肯定。
        四《伯颜宗道传》的学术价值
        伯颜，字宗道，号愚庵，汉名师圣，为哈剌鲁氏。据罗贤佑先生考证：“哈剌鲁即唐时的葛逻禄，为突厥诸族之一。”（注：《元代民族史》第三章元代西北民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元代属突厥语系蒙古人。
        《述善集》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以下简称《宗道传》），与《元史》卷190《伯颜传》相互校读，可以说互有补充，但从总体上看，《伯颜传》除文字稍优外，叙事浮夸，且有失误，而《宗道传》则文字纯朴，叙事翔实，可补《元史》的不足，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兹举例以明之。
        《伯颜传》开头对伯颜身世的介绍非常简单，只说伯颜“哈剌鲁氏，隶蒙古万户府，世居开州濮阳县”。而《宗道传》则说：“侯名伯颜（注：侯名伯颜：按伯颜并未封侯，此“侯”是对伯颜的尊称。下同。），字宗道，北地（今属甘肃）人也，其部族为曷剌鲁氏。宪宗（蒙哥）之己未（1259年），其祖从大兵征宋，衽金革者十余年。宋平，天下始偃兵，弗服（注：弗服：不服兵役，即退出现役，从下文看，知其并未脱离军籍。），乃土著肃山东河北蒙古军籍，分赐刍牧地为编民，遂定居濮阳之月城村。时北方人初至，犹射猎为俗，后渐知耕垦播殖如华人。”这段文字很重要，说明伯颜原籍北地人，其祖父于蒙哥九年（即己未年）随元征宋，灭宋后迁居濮阳之月城村，获赐刍牧地。还说明这些蒙古人初至中原仍以射猎为业，以后才渐知农业生产。通过这段文字也可以知道元政府在灾宋后，进行过一次大裁军，把军中的蒙古人、色目人分遣至中原，赐给刍牧地（草地）使其定居，并仍隶属蒙古军籍。《宗道传》告诉我们，哈剌鲁氏和唐兀氏一样，都在元政府的统一政策下来到濮阳的。这一政策在客观上加速了蒙古人、色目人的汉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