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伯颜求师事，两传的记载也略有不同。《伯颜传》只说伯颜“受业宋进士黄坦”。《宗道传》则说“有儒士黄履道，江淮人也，聚徒数十人，侯往师之”。两传的记载互相补充，知伯颜师黄坦，字履道，为宋之进士，祖籍建安（福建福州市），时居江淮聚徒讲学，并说明伯颜是去江淮就学，这与《伯颜传》下文“归而求之可也”。其意正合。
        关于伯颜的讲学情况，《伯颜传》仅说“乡之学者来胡质难，随问随辩，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闻而从游者日众”。而《宗道传》对此记载的颇为详细：“有来者应答如响，讲授之际，令弟子执书册，侯端坐剖析浪然，其傍引子史与其注文，皆哩识无遗，由是人大服之。所居有小斋曰‘友古’，学者云集，村落寄寓皆满，簷角相触，骈集如市，且广其斋曰‘四勿’，因自号曰‘愚庵’。”《宗道传》的记载既具体又生动，读之有如身临其境，并由此而知伯颜有“友古”、“四勿”两斋及愚庵之号，而在《伯颜传》中则湮没无闻。
        关于伯颜渡漳北行及其死事，两传记载大相径庭，故不厌其繁，各摘其原文如下：
        《伯颜传》：“（至正）十八年（1358），河南贼蔓延河北（注：河南贼：此指刘福通攻占开封，拥立小明王韩林儿建立宋政权后所统辖下的农民起义军。），伯颜言于省臣，将结其乡民为什伍以自保，而贼大至，伯颜乃渡漳北行，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至磁与贼遇，贼知伯颜名士，生劫之以见贼将，诱以富贵，伯颜骂不屈，引颈受力，与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宗道传》：“壬辰（至正十二年，1352年），盗起河南，明年逾河而北，开滑等处俱被剽掠，侯挈家避地安山（山东东平县西南），已而盗去，复还乡里，丁酉（至正十七年，1357年），曹濮二州陷，复避徙彰德（河南安阳市），门生乡里从者数百家。侯谓之曰：‘吾辈老幼百千口，野宿露处，无所依著，一旦贼至，将为渔猎乎？曷若筑营垒，团集固守，上可以为国家御寇，下可以自固，保家忠义两得，计无出是者。’皆曰：‘善’。遂筑垒彰南，远近闻之，归者殆将万人。然统纪约束，折冲扦敌，非所长也。戊戌（至正十八年，1358年），东昌沙刘二者（注：东昌：路名。治所在今山东聊城市。沙刘二：刘福通领导下的中路军农民起义军领导人之一。）率众来攻，先宣言曰：‘颜先生河北名儒，慎勿伤也。’攻二日垒破，妻、子皆被执，刘二亲解其缚，温言语之曰：‘先生知古通今，天下十分，我有太半，尔能屈从，可共图富贵也。’侯曰：‘尔本良民，乃以妖宫惑乱黔首也。尔能改悔，我当上言朝廷，使汝为王官，不犹于受伪命乎？’刘二笑曰：‘迂儒□□争（注：此两字漶漫不清，故用□□表示，下同此。），宜可谓不知天命矣。’坐一贼提刀而起，□□□此否，更道一不顺，只消一刀尔’，侯曰：‘不顺，不顺，我受一刀，不受污也。’贼怒，遂牵出，与妻怯烈氏，子儿皆遇害。同死者宗族三十余口，时至正十八年五月也。年六十有七。”
        两传相较，一简一繁，对比分明，但评论两传的优劣，不能以文繁文简为根据。《元史》所记要人极多，对《伯颜传》的字数自然要有所控制，而《宗道传》是为乡贤立传，述事自然要详细一些，这都是情理中事，但从以下几点却能看出两传的优劣。其一，关于追随伯颜的人数。《伯颜传》说：“邦人从之者数十万家。”显然是夸大不实之辞；而《宗道传》则说：“门生乡里从者数百家。”比较接近事实。其二，关于伯颜与农民军接触问题。《伯颜传》说：“至磁与贼遇。”好像是在行动中突然与农民军遭遇。《宗道传》则有一段在彰南筑营垒（注：彰南筑营垒：彰南疑是漳南之误。彰南就是彰德之南，也就是安阳之南。当时农民军是由河南向北发展，伯颜不可能到安阳之南，伯颜实际是渡漳北行，《伯颜传》说“至磁遇贼”，磁即河北磁县，而漳南就是漳水之南，距磁县很近，据我推断漳南和磁可能是一个地区的两种说法。），“团集固守”的记载，并说明“统纪约束，折冲扦敌，非所长也（指伯颜）”，这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三，《宗道传》中提到农民军领袖沙刘二与伯颜的对话，还提到伯颜妻怯烈氏、子儿的姓名，而《伯颜传》则全无。在《元史》的编纂者看来，当然是不须提及的琐事，但对研究农民战争史及伯颜氏的婚姻关系，都是难得的资料。除以上三点外，还有一段没有引出的文字，即《伯颜传》记载伯颜死后，剖尸挖心，见伯颜之心多孔，以证明伯颜是圣人，而《宗道传》则全无，其实这段记载很不科学，有不如无。
        以上所述都是《宗道传》优于《伯颜传》，其实《宗道传》也有失误之处。如伯颜参修《金史》事，《宗道传》说：“至正四年，诏征为翰林待制，与修《金史》，至，以疾辞归。”据此说明伯颜虽至京师，但因疾辞归，实际并没有参修《金史》。《伯颜传》则说：“至正四年，以隐士征至京师，授翰林待制，预修《金史》，既毕辞归。”这就说明伯颜是在修完《金史》后才辞归的（注：除以上三点外：其实还有两点不同：一，伯颜死时的年龄不同，《伯颜传》说64岁，《宗道传》则说为67岁。对此，在考证出伯颜的生年及某年的年龄座标前，难断孰是孰非。二，有无封爵的不同，《宗道传》记有伯颜死后追封为临川郡公，而《伯颜传》则无。对此，在找出其他旁证之前，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查阿鲁图《进金史表》（注：《进金史表》载于《金史》卷首。），其中有“翰林待制臣伯颜”之名，证明伯颜确实参加过编修《金史》，说明《伯颜传》是正确的，《宗道传》所记至少是含混不清的，但这仅是《宗道传》的微瑕，无损于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以上仅就管见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述善集》的学术价值，当然这并没有全部说明问题，《述善集》的其他可取之处，还有待方家深入发掘和进一步阐述。不过，必须说明《述善集》也有浓厚的封建糟粕，因为该书是以忠孝节义封建伦理道德为标准劝人向善，其中的愚忠、愚孝和迫害妇女的“节”，某些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义”，都是应该扬弃的封建糟粕，称农民起义军为盗为贼，也反映了该书的地主阶级的反动观点，也应该批判。总之，我们对《述善集》的态度是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以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