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快半个世纪了。我们今天还聚集在他的故乡山东聊城来纪念他，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他确实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历史人物。纪念学术思想领域的前辈历史人物，我想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对他的学术和思想进行深入的探索，以使他和现实相联接，使后人学习和继承他的成就，并从对他的局限的分析中获得教益。
    傅斯年是近代中国很有影响并对中国史学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学术领域也曾提出过多种见解，其中影响最大并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独树一帜的，自然是他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理论主张。
    一、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基本内涵
    傅斯年多次指出，“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最能反映这一主张的，当属《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①a]。解放以后中国史学界（不含台港）对傅斯年的这一主张，往往取简单否定的批判态度，而未作深入的探索和分析。近年来有的文章论及到傅斯年的这一观点，予以适当肯定，具体分析依然不够。我想，为着正确评断傅斯年这一理论主张的学术地位及其作用，首先应当完整地了解这一理论主张的基本内涵。
    根据我的理解，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主张，来源于德国兰克派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然科学成果的某些启示，并且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部分传统，经他杂揉而成。其基本内容大体如下：
    第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史料。他说：“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②a]。“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③a]。按照他的见解，历史学只是研究史料，凡能直接研究资料，并不断扩充资料，史学便进步。离开史料，史学便退步。
    第二，为着更好地研究史料和扩充史料，历史学必须扩展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工具。他曾经说过：“凡论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是赖”[①b]。他提出史语所工作的主要旨趣之一便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②b]。他已经看出，科学研究方法是与时代俱进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进步，在转换的时候，常有新观念新方法产生”[③b]。而“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④b]。他还提出，方法无所谓新旧，凡能用来获取新知识的，便是好方法[⑤b]。为此他提倡历史学应当从古今中外各门学问中吸取研究方法，丰富研究手段。他竭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的治史方法，并对清代朴学方法加以总结，指出朴学方法是归纳的、实证的、经验的、怀疑的，很具有“科学的意味”[⑥b]。至于从中外各门现代自然科学和相关科学中吸取成果以丰富研究手段，更是傅斯年所大力提倡的，达尔文进化论则被他视为“历史方法之大成”。
    第三，历史学的任务是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史事。这种史实史事，可以是小的，也可以是大的，可以是单个的，也可以是综合的。但只能是一个一个地探明，至于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史学则无需问津。他说，治史“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能比附成式”[⑦b]。又说“能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集，因事实之研究而更产生别个题目”[⑧b]。他认为，从史料中探求出史实、史事的真相，是求科学的真理，为此，他批评清代朴学，在方法上固有可取之处。”只是他误以孔二先生、孟老爹爹当做真理了，所以他要求诸六经，而不要求诸万事万物”[⑨b]。他的看法是，史学研究的任务，不能求诸经典，而应从史料中求取万事万物的真相。
    第四，这种史学的基本性质，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的科学。傅斯年在史语所1928年度工作报告中指出，史语所之所以设立，就是要使历史学“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论”，“正是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⑩b]。因此，必须以纯客观的态度研治史学，而不能加以任何主观成分。这种史学纯以史料为研究对象，“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于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处置材料的态度是“证而不疏”，“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论”[①c]。傅斯年为此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②c]。他还有一段话说得更为形象：“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去了”[③c]。这样也就不是纯客观的历史学了。历史学就是通过史料探寻整理出一个一个或大或小的事实，至于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的想法，傅斯年勉强说过：“自然有些也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他实际上是不赞成以至反对这样做的。他认为这样做是“推论”和“假设”，而“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④c]。至于历史过程及其运动规律，更是历史学无法也不必去探讨的。
    第五，这种历史学是科学的事业，它的研究方式，应从个人的孤立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傅斯年认为，这种史学，不单纯是读书，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⑤c]。这样的研究内容，需要依赖团体为之提供和寻找材料，故仅以个人之力便难以奏效。而且由于研究的内容极为广泛，研究者须得在一定的研究环境中，“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才能有所成就。因此，历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容易由个人作孤立的研究了……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这种集众研究，可以是几个人就一个题目进行合作，也有的更是有规模的系统研究。
    第六，这种史学的功能，傅斯年认为，它“没有一般的用处”，只能是纯学术的研究。这种史学只考史而不著史，“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的工作，它对教育上能有相当的影响，“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⑥c]。简言之，这种史学只具有学术功能，无须普及，并不具有一般的社会功能。
    以上大体是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基本内涵。我想，评价任何一种理论主张之是非得失，总应以客观地理清其基本涵义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