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昕的学术见解与主张，既体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是钱大昕治学的核心。钱大昕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钱大昕继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SS钱大昕/学术思想
    一、“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
    “实事求是”是钱大昕学术思想的核心。他说：“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把“实事求是”当作学者治学的根本宗旨。钱氏“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反对门户，唯是而从。乾嘉时期，汉学崛起，学术领域汉帜高悬，学者主张“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2] “凡古必真，凡汉皆好”成为治学时尚。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钱大昕说：“近代言经术者，守一先生之言，无所可否，其失也俗；穿凿附会，自出新意而不衷于古，其失也妄。唯好学则不妄，唯深思则不俗，去妄与俗，可以言道。”[3]把墨守一家、树立门户称为“俗学”，把穿凿附会、任情发挥称为“妄学”。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钱大昕也认识汉儒去古未远，训诂较为可靠，但他无门户、不泥古，他说：“后儒之说胜于古，不必强从古可也；一儒之说而先后异，从其是者可也。”[4]“以古为师”也只是“师其是而已”。[5]在钱大昕看来，学者论学“诋郑、服，薄程、朱”，“强词以求胜”，实际上是“出于门户之私”，[6]于学术发展极为不利。无论是汉儒还是宋儒，钱大昕都抱着唯善是从的态度，不存畛畦之见。他称汉儒郑玄“兼通六艺，集诸家之大成，删裁繁芜，刊改漏失，俾百世穷经之士有所折衷，厥功伟矣”。[7]称宋儒朱熹“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大醇无疵”。[8]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又对郑、朱提出过批评。如他曾批评朱熹因尊洛学而贬抑苏东坡门人，是“门户之见，非是非之公”。[9]表现出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钱大昕还说：“管仲器小，不害其为仁；臧武要君，不害其为知；孟公绰不可为滕薛大夫，不害其为廉；宰我、冉有，《论语》屡责之，不害其为十哲。圣人讨论之公，而度量之大如此。王者知此道，则可无乏才之叹，儒者知此道，则必无门户之争矣。”[10]钱大昕的这些话明确地表达了两层含义：鉴识人才，要一分为二，不能以瑕掩瑜；发展学术，要清除门户，不能搞学派间的相互贬抑。在具体的治学实践中，钱大昕广泛结交其时不同学派的学者，相互书信往还，质疑问难，不偏主一家，使自己能博采众长，成为“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一代儒宗”。[11]众所周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治学都反对门户，主张各学派之间，互相尊重，颇留意于兼取众家之长。钱大昕在乾嘉汉学鼎盛时亦力主消除门户，择善而从，可谓得顾、黄之心于其后。
    （二）不尚空谈，提倡实学。钱大昕治学不尚空谈，主张务实求真。他曾尖锐批评元明以来学者的空疏，“元明以来，学者空谈名理，不复从事训诂，制度象数，张口茫如。”[12]甚至“目记诵为俗生，诃多闻为丧志，其持论甚高，而实便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辈。有明三百年，学者往往蹈此失。”[13]他还对有些理学家大搞支离破碎的语录提出批评，说：“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辞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14]钱大昕认为，儒学的精华都体现在“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上，真正的通儒是不空言性理与天道的。所谓“《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论政者居其半，当时师弟子所讲求者，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性与天道，虽大贤犹不得而闻。儒者之务实而不尚空谈如此”。[15]概而言之，钱大昕的治学务实思想包涵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主张由文字音韵入手以求经书义理。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训诂声音之学，由于古音学之不讲，故而后世往往有率意改经之病。钱氏对此深有认识，他说：“汉儒治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圣经甚矣。”[16]故而他继承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17]主张“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18]只有文字音韵之学明，则“向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炫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必由是矣，小学云乎哉”[19]。在钱氏看来，只有弄懂作为经典义理载体的文字声音，才能杜绝穿凿附会，揭示出经书的本旨。第二，考事实，重证据。钱大昕治学，以言心性，发空论为“虚”，以考事实，重证据为“实”。对于自己所发现的每一个问题，即使是“琐言剩义”，也要“贯通原本”[20]，严密考察。“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21]。比如为了证明古无轻唇音，他列举了上百个例证，为了说明《说文》中多经师异文，他列举了几百个例证，等等。由经及史，钱氏也极力反对史学中的空言，认为作史贵在客观真实，主张博取材料，严密考订，要求文献征实，摒弃一切形式的褒贬。正因为此，钱大昕“研精经史，蔚为著述，于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以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22]。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在史学上，注重研究典制，尤其重视对舆地、官制、氏族的研究。钱大昕说：“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23]。又说：“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4]钱大昕之所以这样提倡，是因为这三者都是“切近而适于用”的学问[25]，是治史读史的基础知识。在《廿二史考异》中，钱氏指出历代史著这方面的错误特别多。在他看来，不辩明历代名物制度，却“臆决唱声，自夸心得”，[26]是写不出信而有征的优秀史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