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反对朝廷与民争利。乾隆时期，一则因周边用兵过多，军费繁重；二则因乾隆屡次南巡，兴师动众，挥霍无度；三则因官吏贪污成风，中饱私囊，再加上其它种种原因，到乾隆后期，国库空虚已较严重，统治者为满足穷奢极欲的需要，肆意加征加赋，与民争利。对此，钱大昕给予了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在《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一文中，记述了清政府以漕运的军行月粮折合银两，向江南五个州县的人民摊派加征，盘剥江南百姓的事实，并指出：“出不应派之粮，供不应给之卫，敲骨吸髓，徒资郡蠹瓜分酗酒陆博之资，民实不服！”[44]他还揭露了历史上以苛捐杂税盘剥百姓的事实。宋代苛捐杂税甚多，盐、酒、醋都要纳税，钱氏据《提举常平司公据》石刻，揭露醋税扰民，“酒、醋民间日用所需，而宋元禁百姓私造，官取其息。即一寺计之，每岁合输数万钱，则人户之抑配可知。今郡城有腊坊桥，有醋库巷，犹沿宋名，知醋之累民甚矣”。[45]钱大昕反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财术，指出这是“阳避加赋之名，阴行剥下之计”，“天地之财只有此数，聚于上者必夺于下”。[46]如所周知，康熙五十一年曾规定，自康熙五十年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经雍正、乾隆朝，各种名目的赋税多如牛毛，永不加赋成了空话，钱氏此言实际上就是对此而发的。
    其二，揭露吏治腐败。钱大昕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官吏贪污、贿赂之风正炽的时代，自皇帝至下级官吏，无不有贪污劣迹，和珅只不过是最突出的代表而已。对于这种吏治腐败的局面，钱大昕痛惜扼腕，深感忧虑。清朝河患严重，历康、雍、乾三朝，终未解决。钱大昕指出，负责治河的官吏贪污河费用，而朝廷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是河患没有得到最终解决的重要原因，他说：“今之官吏，其好利犹昔也。堤防日益，决溢屡告，竭海内之膏脂，饱若辈之囊橐，赏重罚轻，有损无益，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深虑之也。”[47]他还直斥那些贪污聚敛，盘剥百姓、媚朝廷、谀权贵的贪官污吏为“小偷”、“劫盗”。[48]如何解决官吏贪污，纠治吏治腐败，钱大昕没有提出更好的办法。他只是认为，吏治的根本在于“亲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49]失去了这一点，也就失去了吏治的本原。要想恢复吏治的本原，只有倡名教、正风俗。他引述顾炎武的话说：“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人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50]而实际上，纯粹地倡名教、正风俗，是无法根本解决吏治腐败的。
    其三，谴责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有清一代统治者，一直着意提倡、宣扬贞节，对这种残害妇女的所谓贞节，钱大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妇女守节是根本违背仁爱生生大德的，广大妇女被迫做节妇烈女，并非她们本愿，“古之称妇德者，曰德言容功，而节义不与焉。不得已而以节义称，非女子之所乐闻也”。[51]他还认为，夫妻是“人合”，父子兄弟是“天合”，“天合”无可变更，而“人合”是可以改变的，妇女改嫁，“不谓之失节”。他对在礼教束缚下饱受残害的妇女寄予了极大的同情，说：“闾里之妇，失爱于舅姑，谗间于叔妹，抑郁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凶悍，宠溺嬖媵，凌迫而死者有之。准之古礼，固有可去之义，亦何必束缚之、禁锢之，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52]因此他称沈圭所言“妇人以不嫁为节，不若嫁之以全其节”为“救世名论”。[53]
    其四，批判颓废士风，揭露造成士风颓废的原因。乾嘉时期，不但吏治腐败，士风也日益颓废，业师弟子之间，相互利用，“师之所求弟子者，利也；弟子所以籍师者，势也。质疑问难无有也。……士习由此而偷，官方由此而隳”。[54]一些士子不能保持士儒之节，“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古，虽在庠序，其志趣与市井胥徒何以异哉”。[55]不少士人无真才实学，对事物没有自己的看法，只会背诵前人成句，“今之举业文字，大率生吞活剥，其词必己出者，百无一二。士习之不端，于作文见之矣”。[56]更有些士人特别喜好诋毁谩骂前人，学风浮躁。钱大昕在揭露了士习颓废的种种表现后，还特别指出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结起来大约三点：一、宋明以来空谈心性的学风流弊的影响，使得士子们空疏好大言，“游谈无根，束书不观”。二、科举取士扼杀了士人们的创造性，使得士子只会习括帖之文，人云亦云。钱大昕数次担任各地主副考官，对科举取士的弊端认识较清，他认为“八股取士所得，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子”，[57]并引用魏华父的话说：“释老之患，几于无儒；科举之患，几于无书。”[58]他甚至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秩序，以使尤俊之士得以超拔。[59]三、文字狱压抑打击士子个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钱大昕并非专搞脱离实际的烦琐考证，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在他的学术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论述了学术研究的社会作用，提出“明体致用”的学术思想，并遵循这一思想，提出了对现实问题的种种看法。这些都是我们所必须认识到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钱大昕的经世思想是受制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由于他生活于清朝统治已近二百年的乾嘉时期，这一时期清廷统治稳固，社会相对安定，学者也大多采取了与清廷合作的态度，因此，钱大昕的经世致用思想，既没有清初学者强烈的民族意识，批判现实的尖锐锋芒，思考社会变革的深刻思想，也没有道咸年间经世思想中所包含的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强烈危机感。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和平安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传统儒家入世思想的具体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