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是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是他的第一部成名作。这部著作是作者30年代执教于中国大学经济系时，在所编《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曾由北平聚魁堂讲义书局铅印发行）的基础上写就的，并于1933年11月定稿，1934年6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①。该书计十余万言，共分十节，目次如下：一、序幕；二、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阶段；三、古代社会特征的一般；四、神话传说所暗示之野蛮时代的中国社会形态；五、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六、传说中的夏代--男系本位的氏族时代；七、神话传说所暗示由氏族到市区之转变的形迹；八、仰韶各期出土物与传说时代；九、中国古代各民族系别的探讨；十、洪水的传说与其时代。虽然该书首次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但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建过程中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却并未丧失，相反因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极大发展而显得尤为珍贵。有识于此，特就其主要方面，分而论之。
    一、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
    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学术价值首先表现在，它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提出了中国存在着原始社会的科学论断，并从三个方面作了科学的论述。
    其一，以仰韶文化的文物遗存为事实根据，证明中国史前社会即原始社会是客观存在着的。吕振羽认为，虽然当时中国的考古成就还很微薄②，但仅是仰韶文化所出土的石耨、石锄、谷粒、家畜骨胳、石纺车、骨针、陶器之布纹、人工割裂茧壳、石凿、石锤、板筑遗址等，就足以证明当时之人不仅会耕种、饲养，还会纺织、建造、缝纫等，这根据恩格斯以及摩尔根的观点，当时社会即应属“初期未开化时代”，或“中期未开化时期之开幕时的情形”③，但无论如何，史前社会即原始社会的客观存在，则定是无可否认的。由此，他还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根据仰韶文化的出土文物，并结合古代神话中所谓“稷勤百谷而山死”、“舜耕于历山”、“禹稷躬耕”、“后稷之孙叔，始作牛耕”等说法来看，说明当时中国的种植业已经存在，而恩格斯、摩尔根所谓远古野蛮中期时代东半球人似乎还不知种植的观点④，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
    其二，根据古代神话传说看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吕振羽认为，虽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很多，而且荒诞无稽，但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史前社会的理论观点可以发现，中国史前社会曾经历过一个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例如《庄子·盗跖》篇所谓“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惕之，号曰有巢……冬则居穴，夏则巢外，燔物为食，使民无腹疾”等，说明当时的人还不曾知衣服，还没有陶器或其它煮物器具，但已知火的应用，就是人类从野蛮初期开始发生转变的暗示。又如《初学记》所谓“黄帝母附宝，见大雷绕北斗，枢星光照郊野，感而孕”，《帝王世纪》所谓“帝喾姬姓也，其母不觉，生而神异”，《竹书纪年》所谓“弃母履巨人迹，感而生弃”之类，虽都是讲感而有孕，但实际上这是古代母系社会特征的暗示。至于《楚辞·天问》、《孟子·万章》、《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谓娥皇女英、舜象兄弟等传说，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能见到普那路亚婚姻的印迹，还可看出对偶婚的特点⑤。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吕振羽还坚持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包括原始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即所谓“基于其生产力之相续的发展所构成之各种相续的生产方法之上”⑥。而且这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比比可见，所以诸如“血统的家系关系的转变”、“知道剥夺他人劳动为有利的事实的发觉”、“阶级的剥削关系的转变”等，亦皆由此而发生⑦。另外，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神话传话还反映出中国史前社会曾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一是以尧舜禹为代表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氏族社会时代；二是以启为代表的由母系本位转向父系本位的时代，而且这是中国史前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状况。
    其三，根据古代神话传说内容与文物遗存这二者所各处的时代和地区能够大致吻合的研究所见，确认中国史前社会的客观存在及有过发展过程是科学的论断。他在该著第八节“仰韶各期出土物与传说时代”中，开列四点：A、传说的“尧舜禹”时代和“夏代”散布的区域；B、仰韶各期古物的出土地域及其主要出土物；C、仰韶各期遗物所指示的时代；D、这两者能否结合；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传说尧舜禹的活动范围，大致在甘肃、山西、陕西、河南一带，传说的夏代事迹也散布在这一地域，而这又正是仰韶文化的区域所在。为此，他在1940年对这部著作的补订中还特别提到：
    仰韶系的出土物，正是“唐”、“虞”、“夏”等传说时代的遗物，我们依据这些遗物作骨干去认识这些传说时代的社会和其发展过程，从而便确证了对我国氏族制社会的研究，丝毫也不是虚构的。同样，周口店等处的旧石器时代遗物，也是能和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的时代相结合，而为其时社会的残骸。⑧
    吕振羽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中国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即如上述，但他开拓性的学术创见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国际学术界看，在吕振羽之前，未见任何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专著、虽然有些著作涉及到中国远古人类来源问题，如法国拉克泊里于1894年所著的《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英国包尔于1913年所著的《中国人和苏马连人》等，但他们不是说中国人种来自西方巴比伦，就是说来自中亚细亚附近。其它如瑞典人加尔格仁却认为中国人是来自土耳其斯坦，英国列格又认为是来自里海与黑海之间，而法国格奈斯则认为是来自埃及的一个殖民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这既属荒谬，当然也完全否定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客观存在。
    其次看国内学术界，至1933年前，也未有自成体系的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的专著问世。只是到1935年，资产阶级史学家曾松友才抛出了一部《中国原始社会之探究》。除此之外，在其它通史著作中涉及史前社会研究的，也还有如夏曾佑190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缪凤林1932年出版的《中国通史纲要》等。他们的著作中虽有对中国远古社会状况的研究，但结论不尽正确。如缪风林认为，仰韶文化中已有石耨、石锄，那末称太古皆茹毛饮血，“非矣；”又说，“晋豫甘陕古址，多为村落，以其范围之广、文化层之厚，是证其邻里之富，居住久矣，而上栋下宇时或粗备，固非皆属穴居野处者矣。”⑨他的出发点是想肯定中国史前社会较发展的文化水准，但不对当时历史进行具体分期，以母系氏族时代的文化否定体现反映群团时代史影的说法，就显得有些片面了。所以，考古学家李济在1934年《东方杂志》第4期题为《中国考古学的过去与将来》一文中认为，现在的问题还是没有对地下考古新材料作出很好的说明；“（1）如何把这些材料本身联系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系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人类史联系起来。 ”他希望史界慎重予以考虑。
    诚然，吕振羽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也并非设有对史前社会的研究，但很简单。象李大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之唯物的反映》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史前社会作了一些研究，认为我国原始社会经历过畜牧业经济和农业经济，且有“女权”（母系社会）的历史阶段；还认为殷代为“石器时代”，周代为“铜器时代”，但这毕竟是论文，⑩就显得简单了些。 为了对当时中国革命作出展望， 郭沫若于1928年开始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专著，其中提到了原始社会的若干问题；但在总体把握上，作者认为，中国古物只出到商代，所以“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11）因此书对商以前历史没有更多分析，所以也不能认为是研究史前社会的专著。
    由以上可见，称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为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史前社会的研究专著，应该说是较为公正的评价。所以翦伯赞在他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著作中称：
    吕振羽对于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
    吕振羽的这一大胆尝试，不管正确到何种程度，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局限，从殷代再提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12）
    一位颇有成就的原始社会史研究专家也认为，吕振羽的这部著作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比较完整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它对中国原始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大体是正确的”，尽管后来的学者有更好的研究成果，但“一直至今还不失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一本体系完整的关于中国原始社会史的著作。”（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