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当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贡献
    众所周知，1927年是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一年。在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将共产党人推入血泊之中，自称革命已经成功以后，中国共产党及时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却指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8），中国革命并未结束。
    到底中国革命有没有结束，这是关系到中国发展前途的大事，因此不仅国内各阶级而且国际上也有很多人都在密切注视。在苏联，托洛茨基分子坚决反对中国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们认为现实中国社会的性质确是资本主义，甚至还歪曲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说中国几千年一直是独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亚细亚生产方法就发生急剧的变动”（29）；有的还说，“一、二千年来，中国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30）。有个名叫马札亚尔的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遇见的是“亚细亚社会”，官僚机构、永佃制、赋税采取国家统包的性质、政权建立在“社会事业”和“水利调节”基础上，是其基本特征（31）；还有的则始终认为中国历史进程不合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如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历史阶段，等等（32）。
    对于这些出于政治而非学术的观点，中国的托派人物纷纷响应。严灵峰称：“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33），“在土地占有的关系上很普遍地是以货币购买土地的新式地主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农业生产都是普遍的建立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面的。”（34）李季、王宜昌等人还从社会史角度“阐释”其“渊源”。李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中，把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划为五大段：原始社会（唐虞前至虞末）、亚细亚生产方式（夏殷）、封建制（周）、前资本主义（秦至清）、资本主义（鸦片战争以后）（36）。他的“社会形态学说”中，一是没有奴隶社会历史阶段，二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发展形态，三是把秦至清一长段封建社会说成是“前资本主义”，四是把鸦片战争后的社会说成是资本主义，这从而就当然地没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必要性了。王宜昌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四阶段说”：“殷以前为氏族社会，周至西晋为奴隶社会，东晋至清末为封建社会，1900年以后为资本主义社会（36）。王宜昌不仅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角度论证周至西晋为“奴隶社会”，而且还武断地将1900年以后的中国称为资本主义社会。
    当时，国民党当局方面出了一批御用文人，鼓吹国民党独裁的合理性，也从历史渊源上证明中国革命已经大功告成。如陶希圣就认为，中国农业问题始终是“资本问题的一面”，“中国社会是金融商业资本之下的地主阶级支配的社会。”（37）他在192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中称，“若依社会史观察，则中国封建制度的崩坏，实开始于公元前五世纪。”（38）他还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形态学说，将中国历史作了阶段划分。如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他认为中国社会是由原始部落（夏商）到封建社会（周），再经商业资本主义（秦汉至清）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鸦片战争以后）（39）。他还和周佛诲等人一起，在《新生命》杂志鼓吹究明中国社会变迁史所具有的重要性，“实在具有实际的意义”，“和一般所谓整理国故”，“只供少数人娱乐消遣的空论不同”（40）。
    在这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出场时战将不少，如刘梦云、吴黎平、潘东周、王学文等皆是；但在社会史论战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在形成过程中，出场的战将就相对少些。1928年始，郭沫若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先按照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发展学说，对中国历史进程作了科学的阶段划分。在郭沫若之后紧接着出场的便是吕振羽。他针对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的问题，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作了一系列可贵的努力。
    （1）揭露并批判托派、新生命派在中国社会史问题方面所发表的种种言论的错误所在。
    吕振羽尖锐指出，马札亚尔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无异于把地主的土地占有是“在‘土地国有’的名义之下隐蔽起来”，把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在国家的‘赋税的形式’下面隐蔽起来”，“显明的在取消所谓亚细亚国家的阶级斗争的存在”（41）。他还批判托派、新生命派试图否定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形态必经阶段的谬论，他写道，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奴隶社会，“明白的在指一般的古代的阶级压迫之支配形态”，“并不曾限定为希腊和罗马”，“若没有这一特定阶段的存在，则后来的‘文明时代’，便不可思议。”（42）至于所谓“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论，吕振羽驳斥得很干脆，他说，马克思《资本论》中从来没有作过这种类似的论断，人类历史也不可能存在有这种“独自支配所构成的社会阶段”，如果说有的话，就只能在“那班诡辩论者的脑子里。”（43）他的这些批判，坚决否定了那些鼓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不具备规律性进程特点的臆说，坚切否定了那种试图从历史上否定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观点，坚决否定了所谓现实中国是由“前资本主义”发展过来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鲜明表达了与托派、新生命派截然不同的历史观点和政治观点。
    （2）以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阶段的阐述，表述自己对现实社会趋向的见解。
    他在专辟的“中国社会形势发展的阶段”一章中写道，中国先民以来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阶段：第一阶段为史前社会（即原始社会），由原始群团发展到母系、父系社会，其中，仰韶文化是母系社会的典型例证；第二阶段为殷商奴隶社会，殷墟遗物、甲骨文字、青铜铭文等，皆证明殷代上层建筑的政治“已经看不见古代民主主义的形式”（44）；第三阶段为封建社会，以西周为开端，至周秦“让渡到新兴地主的农奴经济”（45），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第四阶段，由鸦片战争至今，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在清初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只是由于列强的入侵扼杀，才被迫走上另一条路。但不管怎样，中国总的历史进程是合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特点的，它“完全和其他世界各民族一样，并不是从另一星球上飞来的……”（46）“和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47）。吕振羽的这些分析，把对历史的阐述和现实的需要挂上了钩，关心中国命运的热血之士，不难从他的阐述中看到中国正面临的重大抉择，看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急迫性，看到一场具有崭新意义的革命新高潮的必然到来！
    （3）注意从方法论的根源上揭露托派、新生命派的错误原因， 肃清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吕振羽认为，托派、新生命派所以会制造出这么多的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谬论，从理论根源上分析，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对史的唯物论的隔阂”，即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第二，是“企图重新创造一历史发展法则之个别性＝多元性的理论”，搞一些假冒马克思主义和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把戏。吕振羽认为，这两种倾向都和观念论者有“血缘关系”（48），因而不可能有正确的社会史观。为此他大声疾呼，一定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人类社会进程一般规律的总结，是“解剖人类社会的唯一武器”，是“唯一的历史学方法论”（49）。只有真正运用这一方法论武器，才能对中国历史作出真正科学的阐释。
    从当时的特定背景看，这一分析也非常重要。因为，大革命虽然失败，但马克思主义在国内仍有相当影响，所以托派、新生命派在有些问题上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诚如有人所抱怨的，“论战中各人都以自己是唯物的，他人全都是唯心的，自己是辩证的，他人全都是机械的。”（50）吕振羽的分析，正是针对这种特殊情况，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区分了正确观念和错误观念，对以正马克思主义之视听，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以上表明，吕振羽在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对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出色的。对此可以作这样的结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在革命遭到血腥镇压的恐怖时刻，在人们思想尚还处于迷惘痛苦的时期，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其特有的科学思想，从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进程的科学阐述上，从对种种错误观念的批判和分析中，准确论定了现实社会的性质和趋向，猛烈冲击了敌对舆论，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正在血泊中艰难前进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