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资产阶级疑古思潮的有力批判
    所谓疑古思潮，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由资产阶级史家发起的对封建史学、封建古史观的一次严厉的批判。黑格尔曾这样评论中国的封建史学：
    他们的历史追湖到极古、是以伏羲氏为文化的传播者、开化中国的鼻祖。据说他生存在基督前第二十九世纪--所以是在“书经”所称唐尧以前，但中国的史家把神话的和史前的事实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14）
    黑格尔这里所说的“中国的史家把神话和史前的事实也都算做完全的历史”，正是疑古派们着重批判的对象，而胡适、顾颉刚等则堪称战将。
    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14期所载《启事三则》中称：“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帐。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他是假造的。”他还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的观点，认为古代史籍中的神话传说，不过是后人逐次编就的。他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在这方面，“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15）总之，古史不可信，古书不可信，而其所以能成系统，自然有“它的自卫的理由。”（16）
    顾颉刚的这套观点很有代表性，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史家要把传统史料观念彻底摧毁，重新阐述中国古史的决心；也体现了他们坚决轰塌尧舜禹是古代圣贤帝王、尧舜禹时代是黄金时代、尧舜禹代表封建权威这一世代相传的道统观念的反封建的气魄。
    然而这一动摇古史体系、廓清封建思想传统的壮举却有若干局限：其一，由于强调古史不可信、古书不可信，所以对诸如古代史籍中所载的神话传说可能反映了史前社会史影这一点也一概予以否认，这样就使古代史研究陷于迷茫之中。有的史家就谈到，“中国政治史的真相，被‘十口相传’的传说，后人伪造的古书，以及近年来受了科学洗礼的东西洋博士之穿凿附会，弄得一塌糊涂，如象成了一座迷宫，使有志问津的人如坠五里雾中，无从着手。”（17）其二，有些观点实际上起了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作用。胡适就提出“宁疑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的观点，认为古史研究应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18）。他把杜威的实用主义运用于历史研究，认为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就连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也是一种为了解释方便的假说。
    所以，批判资产阶级疑古思潮，不仅是正确认识史前社会的需要，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扩大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需要。《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所以有成就，也在于有这方面可贵的努力。
    首先，作者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了疑古派中错误的实用主义的史学思潮。他认为胡适是照搬美国“布尔乔亚”的术语，是从所谓的实验主义出发研究中国历史。以《山海经》为例，它对古代社会有所说明，“是十分明白的”，然而美国系的学者却认为是“无稽”、“怪诞”，吕振羽即讥其为天下奇闻，责问道：“难道他们身沐美国式的‘春风化雨’，连那位有名的美人莫尔甘先生都不曾认识吗？”“难道既在七折八扣的玩弄史的唯物论，连那和史的唯物论有密切关系的‘古代社会’，都不曾见过吗？还是故弄玄虚呢？”（19）这里，所谓“身沐美国式的‘春风化雨’”的学者，指的正是胡适；而对胡适的批判，正是对当时业已显示了若干错误倾向的史学思潮的有力抨击。
    进而，《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着重解决如何正确看待古籍中所载的神话传说问题。这是批判之批判。作者在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学者对封建古史观批判成果的前提下，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古籍所载神话传说，可否用来作为研究远古社会的材料？第二，若干已证实是伪作的古籍，其中的神话传说是否可用于史前社会的研究？
    关于第一点，他写道：
    古籍神话中所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的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20）
    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我们虽不敢完全确定，但它们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21）
    很显然，这一说法，比起资产阶级学者要把整个古史神话传说及其史影也统统否定的做法，要辩证、科学得多。
    关于第二点，他认为，真史中会有伪的成份，伪史中也会有真的成份，既然史家主要是要用神话传说中有实在史影的成份去说明问题，所以不必把史书真伪问题放在头一位去考虑；只要掌握了唯物史观，“不惟掺杂在真史中的伪的成份能够分别出去，即伪史中的真的成份，也不难区别出来，供正确的引用。”（22）他写道，人们虽或不免有造谣的特长，但如若全无根据，以绝无社会科学知识的古人，“无中生有”的制造，断不能造得那样合于历史的真际事实。“所以我们从他们那些谰言连篇的废话中，抽出真际可靠的部分来，我认为这是历史研究上的一个必要工作。”（23）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于他采取积极的研究方法，冲破疑古风骤起之后古史研究的困惑局面；这一方法就是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成果相结合的方法。
    综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的全部内容，作者实际上在按照四条原则处理问题：（1）凡史前社会缺乏考古史料的阶段，尽量以古籍神话内容弥补， 如当时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很少，这一段内容阐述主要借助于神话传说；（2）凡无法用考古学证实的有关远古社会家庭婚姻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空白，也以神话传说材料予以充实；（3）凡已发掘的确凿的考古资料，务必充分引用，如对仰韶文化的分析；（4）从空间和时间两方面考察神话传说和考古材料的可结合性。这四条原则确保了整个研究过程的顺利进行。
    平心而论，对史前社会的研究，较之一般古史研究有更大的难度。它没有现成史料记载，需要借助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生物学、古植物学等各方面研究成果，但在二、三十年代这些研究尚在起步的条件下，要全面突破就并非易事。所以，吕振羽抓住以古籍神话传说和考古文物相结合的方法去探讨分析，应说是结合同情的、结合史学研究现状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这条思路可谓大胆新颖，不少学者为之折服。1937年，一位名叫后藤富男的日本学者在将这部著作译成日文后，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研究方法：“在对殷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的理解方面，作者以考古学的遗物为经，以神话传说为纬，并进而用世界史的观点进行剖析的方法是妥当的。”（24）
    吕振羽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因还有一些独特的考虑。他在五十年代的一篇题为《社会思想意识和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遗产》一文中写道，既然我们祖国是一个拥有伟大灿烂文化的国度，既然丰富烂漫的神话传说“是我们祖先当时集体的社会生产活动的现实反映”，既然各种发掘出来的残留遗物是表现出一种“雄伟的气派和健康精神”，那末，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也是非常实在的（25）。正如一位苏联学者所肯定的：“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成果的必要性。”（26）
    总之，以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剖析疑古思潮的局限所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疑古派唯心主义史料观，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采用一切可能的措施，突破史前社会研究面临的种种困难障碍，这就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又一值得称道的贡献。对于这一点，翦伯赞也有极高评价，认为《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设定的封锁线“彻底摧毁了！”（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