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人论世，意存忠厚。钱大昕提倡严谨笃实的学术，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在“实事求是”的学术宗旨下，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学术批评方法，他不赞成“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叶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的论人论学方法，以“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为追求目标[27]。从学术批评的角度讲，这时所谓的“叶年代”、“揆时势”以及探究前人撰述之“苦心”，就是要把握住所考察对象的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两个方面，也就是“知人论世”。钱大昕认为，在评论前人学术得失时，决不能“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28]要去疑坚信，指暇见美，“去其一非，成其百是”[29]，做古人诤友。钱大昕还提出，在研究评论古人学术时，要时时自省，不能陷于自失。古人治学有误，“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晋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30]。对于那种“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的轻浮学风，钱大昕大不以为然，指出“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31]号召学者反躬自省，以公允之心对待前人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钱大昕“实事求是”的学术思想，内涵丰富，其中有些集中反映了一代学术的基本特征，如反对空谈，崇尚务实，几乎是乾嘉汉学家们的一致口径。重事实，重考据，强调“我注六经”，学者普遍重视文字、音韵、训诂的研究，并由此入手来究明经书义理，是包括钱大昕在内的乾嘉学者们治学的一大特色。但可贵的是钱大昕学术思想中的不少方面，具有批评其时代学风的批判意识，如反对门户，不执一见，唯信是从，就是继承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针对当时学者治学墨守汉人家法，鄙弃后儒见解的风气而发；再如知人论世、意存忠厚的学术批评方法的提出，是针对宋明学者空言心性，驰骋议论，当今学者重考据，苛责古人，抬高自己的偏颇学风而发。这些都是钱大昕“实事求是”思想中较有价值的一面。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钱大昕极端反对离事而言理、空谈心性的学风，因此在“实事求是”学术宗旨下，过分强调“下学”而忽视“上达”，视考辨事实为“实学”，分析评论为“空谈”，从而严重限制了他贯穿历史发展始末的眼光，虽究治二十二史，却未能由“下学”而“上达”，形成一套系统的思想体系。
    二、“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
    钱大昕在历史考据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100卷的《廿二史考异》，传之后世，嘉惠学界甚巨。也正因如此，学术界往往盛称钱氏的考据而忽视他的经史世的思想。甚至说他埋头故纸，博古而不通今。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固然，钱大昕在学术上重考据，但这只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方面，其学术思想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倡“明道致用”。他说：“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诗》、《书》、执《礼》，皆经世之言也”[32]。又说：“为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经世，曰阐幽，曰正俗”。[33]这里所说的“明体”与“明道”是一个意思，也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34]。解除后儒对经书的曲解臆断，正确认识和阐发圣人之道，是谓“明道”。钱大昕认为，魏晋士人言老庄，宋明士人言心性，都甚乖圣人之道，他说：“魏晋人言老庄，清谈也；宋明人言心性，亦清谈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孟子言良知良能，孝弟而已矣。故曰道不远人。后之言道者，以孝弟忠信为浅近，而驰心于空虚窈远之地，与晋人清谈何以异哉！”[35]那么圣人之道是什么呢？在钱大昕看来，“道不远人”，圣人之道切于民生日用，“无非持身处世，辞受取与之节”[36]。离开这一基点的蹈空之论，是不能起到救世作用的。
    钱大昕提倡“文以贯道，言以匡时”[37]，认为“儒林经济非两事，根柢深厚枝叶荣，……文章须有裨名教，经史自可致治平”[38]，明体与致用密不可分，“因文以载道，审音以知政，孰谓文学与经济为两事哉”。[39]钱大昕赞成顾炎武为文须有益天下的观点，引录《日知录》卷19中的一段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顾宁人曰：文须有益于天下后世，若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抄袭之说，谀佞之文，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40]并说：“儒者立言，当为万世生民虑。”[41]他认为学者应留心经济，通时务，否则便是“迂儒”。他评论《禹贡锥指》，对胡渭留心经济的一面予以大力表彰，说：“汉唐以来，河道迁徙，虽非《禹贡》之旧，要为民生国计所系，故于《导河》一章，备考历代决溢改疏之迹，且为图以表之。其留心经济，异于迂儒不通时务者远矣。”[42]他还进一步论证了学术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士大夫不可以无学。不殖将落，原氏所以先亡；数典忘祖，籍父所以无后；董昭言，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以交游为业，曹魏所以不永也；史洪肇言，但事长枪大剑，安用毛锥，乾祐所以失国也；蔡京禁人读史，以《通鉴》为元祐学术，宣和所以速祸也”。[43]这就很明白地说明了，学术不关心社会，必将流于空谈，社会不关心学术，必定走向灭亡的深刻道理。
    钱大昕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由盛转衰的乾嘉时期。乾隆初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均有所发展，达到了清朝强盛的顶点。但是，在鼎盛的背后，已出现各种衰败的迹象。乾隆中叶以后，土地集中加剧，统治阶级奢侈腐化，大小官吏贪污成风，文字狱滥兴，士林风气颓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连续爆发，貌似强大的清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所有这些，对钱大昕都有很深的刺激，他从“明体以致用”的学术思想出发，在评经论史的同时，表示了对这些问题的极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