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提倡经史并重，批判“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错误观点，为学术发展纠偏，是钱大昕学术思想中又一富有时代意义的方面。
    明朝末年，空谈性理、耻言事功的理学占据着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历史学不被重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都指出过这一现象，黄宗羲说：“自科举之学盛，而史学遂废。昔蔡京、蔡卞当国，欲绝灭史学，即《资治通鉴》板亦议毁之，然而不能。今未尝有史学之禁，而读史者顾无其人，由是而叹人才之日下也。”[60]顾炎武也感慨唐宋以后史学的荒废，并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于唐时”。[61]因此他们提倡尊经重史的经史之学，把史学当作经世致用的大端，“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学，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62]“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63]“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矣”。[64]然而，清初思想家的这一极有价值的思想并未被乾嘉学者普遍继承下来，相反，到乾嘉时期学者以肄经为宗，治经成风，史学依然被视为低一等的学问，“经精而史粗，经正而史杂”的说法相当流行，[65]诸大儒但治古经，不读汉唐以后书，“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66]即便是在史学领域，这种看法也极普遍，史学家赵翼说自己“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有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浏览。”[67]王鸣盛也说：“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68]他们虽然研治历史，但心中仍然认为经书义蕴深远，史书义蕴浅显，不敢驳经而敢驳史，视经为神圣不可侵犯，这些都严重影响着乾嘉学术的正常发展。钱大昕对这种重经轻史的学术现实非常不满，他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69]在他看来，只知治经而不知读史，就称不上是“通儒”，这可说已得黄宗羲诸人之心于其后了。
    钱大昕既不满意于当时重经轻史的学术局面，于是便提出了自己对经史关系的系统看法。他指出经与史同出一辙，经即是史，史也是经，“经与史岂有二学哉？昔宣尼赞修六经，而《尚书》、《春秋》，实为史家之权舆。”[70]这种经史同源说对尊经卑史者无异当头棒喝。钱大昕还从目录学的角度历史地分析了经与史的分离，认为这只是学科的分合，并不存在经尊史卑的说法，“汉世刘向父子，校理秘文为《六略》，而《世本》、《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纪》，列于春秋家。《高祖传》、《孝文传》，列于儒家。初无经史之别。厥后兰台、东观，作者益繁，李充、荀勖等创立四部，而经史始分，然不闻陋史而荣经也”。但自宋明以降，“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无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史学地位开始下降，“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71]政治上的排挤与学术思想上的压抑造成史学地位的下降。在揭露了经尊史卑产生的根源后，钱大昕针锋相对地对“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说：“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元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变，似正实非正也。”[72]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钱大昕所批评的经学，并非原始经学，而是宋明以来俗儒所讲的空谈性理的“经学”，他不止一次地说：“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抄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73]“元明言经者，非抄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何足尚哉！”[74]钱大昕认为，宋明儒者以己意说经，师心自是，篡改了经书原义，把体现在日用人伦之间的实实在在的圣人之道搞得“虚灵玄妙”，既不精，亦不正。至于那些抄袭贩卖前人言论的经书，更不足道。钱大昕还指出，史书考核精审、义蕴深厚，完全可与六经一样并传于世，“太史公尊孔子为世家，谓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班氏《古今人表》，尊孔孟而降老庄，卓然有功于圣学。故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75]宋代李彦章把经学比作“先王之学”，而视秦汉隋唐之史为“流俗之学”，钱氏斥其“妄诞无忌惮若此。”[76]钱大昕以六经为指归，替史学争地位，于此可窥一斑。不仅如此，钱大昕晚年主讲紫阳书院时，一直倡导学生读书要“史学与经并重”，[77]并以为“读经易，读史难”。[78]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他也是以史学闻名当世的。
    钱大昕之所以认为史学堪与经学比肩，除史学“有功于圣学”外，还在于史学能总结历史经验以为资治之鉴，是经世致用之学。他称赞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79]在他的历史编篡学思想中，他一直主张史书应多记载有关劝戒，有关国计民生的事，要集中突出史书的社会作用，要在重大史事上下重笔，否则，便可删去。他说：“事无系乎兴亡，语不关于劝戒，准之史例，似可从删，”[80]又说：“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经国名言，所宜备录”，“文虽工无裨于政治，亦可从删”。[81]钱大昕经史经世的思想由此可窥一斑，同时这也正是他有别于当时的“古学”者和“俗学”者的地方。
    钱大昕在乾嘉治经成风，“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82]以肄经相标榜的学术风气下，不为风会所驱，倡言史学，高树史帜，敢于批判重经轻史的学术偏向，努力提高史学的学术地位，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是有时代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