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的悲剧命运和理想人格，论者习惯于从李陵事件中寻找发生、形成的原因。当然，李陵事件对司马迁的思想、人格、著书所产生的影响，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但是要深刻地理解司马迁的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和理想人格形成的复杂因素，囿限于李陵事件是很不够的。我总认为司马迁的悲剧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必须把探索的目光放宽放远，上窥先秦游士文化、儒道诸家理想人格对其影响，下探秦汉时代巨变的轨迹和其思想发展的联系，才能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司马迁是“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①的“身与时舛”的人物。李陵事件发生之前，他一方面从事撰述《史记》，另一方面，把主要的精力用到参与汉武帝变革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去，使他成为参与型的“行动人物”。李陵事件发生之后，他以著书为主，成为隐于朝廷之中的超越型的“观念人物”。但是，李陵事件决不是司马迁悲剧命运的起始点，就是说在此事件发生之前，他的理想、追求和实践活动也是悲剧性的。为什么？我想这可以用十七世纪虔信派的一句口头禅来回答：“去思想即去供奉。”司马迁在汉武帝强化文化专制的时代“去思想”，要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游士文化精神，高扬自己的文化个性，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必然要“身与时舛”的，必然是去向大一统的专制君权“供奉”自己的悲剧人生。我们只有从这一角度去考察司马迁的悲剧命运和理想人格，才能了然于心，看得真切些。
    司马迁去“供奉”的悲剧意义，就在于他处在文化学术多元自由发展向儒术独尊过渡的转折时代，他要“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焦竑语）来。诚如波林所说：“学术上伟大的人物既不是科学与历史进步的原因，也不是进步的征兆，而仅是进步的代言人。”②司马迁仅是汉武帝上台后社会思潮发生转折时期的进步的代言人。
    司马迁的悲剧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中，是继屈原之后最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我们可以由这个典型看到中国封建时期一类知识分子共同的幻想、抑郁、孤愤、狂傲的悲剧命运。
    史学家中像司马迁这样把一生的理想、遭遇、热情、追求，以至把整个生命都表现在，灌注在自己的著作里，在中国史学史上乃至世界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在遭李陵之祸以后蒿目而忧世之患，敢于正视自己的悲剧人生，“身残处秽，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发愤著书，其目的就在于保证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的实现。他通过著书来体现理想人格、悲剧人生的根本性和整体性，所谓“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③者也，他的生命自然流露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后世之人。司马迁是仕于朝廷又隐于朝廷的“才全而德不形”④的悲剧人物。司马迁的悲剧命运是时代使之然也。所谓“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⑤
    把司马迁作为封建士人中“立言”的典范，是一种偏执的传统看法。笔者认为他是“立德”的典范，或者说通过“立言”的途径而达到“立德”的境地，司马迁的一生是慷慨悲凉的英雄悲剧的一生。他处在西汉鼎盛时期，国家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局面。新兴地主阶级处在真老虎的上升时期。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仁人志士辈出，社会以追求轰轰烈烈的事功为尚，功利主义成为所有士人的精神支柱。司马迁著《史记》的初衷是为了追求事功以“亲媚主上”，遭李陵之祸后，他的功利主义的精神支柱被轰毁，思想境界、价值观念、理想人格在挫折坎坷的人生逆境中得到重新熔铸和升华，不无悲剧性的时代熔炉净化了他精神元素中的杂质，使他由立言、立功而转向立德。清人说他立身常在高处，认为他作的《史记》，“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正是看出他通过发愤著书的实践活动，所达到的“立德”的崇高纯美境界。他“立德”的内容之一是追求一种孤愤狂放型的理想人格，在各种凌辱与折磨中始终相信自身存在的价值，始终正视现实人生和社会苦难，创造了另一种隐于朝廷中而获得人格自由的人生经验。在审美自由中增进道德自由。他“立德”的内容之二是把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概括为“士不遇”的命运主题，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与士的矛盾之所以然，体现着在严酷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士人追求人格自由，希望自主命运的历史要求，一种与专制暴政抗争的精神，一种民本主义人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