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关于士的理想人格和独立意识，而又标新立异。孔子讲“仁”，他的理想人格是着眼于人际关系的中庸境界。孟子讲“义”，“义之为我也”，（15）是讲自我意识，“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断制也”。（16）孔子与孟子的时代差别，在于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时异世移，“士”的理想人格由崇仁而尚义。这反映了战国时期上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新的时代呼唤出一个游士纵横、百家争鸣的局面，士“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于是“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 “役役”“哼哼”，（17）创造出一个言论自由的生动活泼的时代。
    只有在旧的伦理道德观念的桎梏被打碎，人的个性才能获得一定的解放。战国是礼乐制度大破坏、意识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士在一定的程度上摆脱了旧宗法制的羁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个性解放，列国纷争的社会环境，使各诸侯国莫不“厚招游学”，礼贤下士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各国剧烈竞争的需要。士在列国并存的条件下，可以择主而事，“合则留，不合则去”，可以说是兼并战争与社会要求统一的时代需求，为士提供了历史舞台。即是在这样风雷可恃的生气勃勃的时代，士的命运的大多数也是悲剧性的，游士们“乃始离技攘臂乎桎梏之间”，（18）由布衣而卿相者毕竟是少数，多数士人终生未能一登仕途。未登仕途者固然其人格理想受到社会的压抑、局限，落一个“士不遇”的悲剧下场，就是那些曾经一时登上卿相之位的的士人，纵观其整个的人生也无不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如吴起、商鞅、李斯、孙膑、伍子胥等便是典型的例子。所谓“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天下士人都是牺牲品！“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19）因此，我们说即使是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战国时期，人的个性发展与社会对其发展的局限之间的矛盾也是相当尖锐的。多数士人所追求所标榜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仍处于被压抑状态。
    苏诚鉴先生认为司马迁的悲剧在于战国“游士”时代宣告结束而他却有“古士之风”，“时代已经变换”而他所信奉的人生价值观念尚未彻底转换，“所以说司马迁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20）苏先生看到司马迁的悲剧与先秦士阶层文化的联系。秦灭六国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宣告战国游士时代的结束。屈原的悲剧即发生在时代即将转换的剧烈动荡时期。司马迁的悲剧发生在时代转换已经完成社会平稳发展的时期。从屈原开始到司马迁结束--标志着游士时代结束而皇权驭士的时代的开始，屈原的悲剧命运受诸侯力政与游士纵横的矛盾的制约，司马迁的悲剧命运受封建专制制度下皇权与士的矛盾的制约。
    屈原的时代与司马迁的时代也有共同点，但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屈原的时代是分裂与统一两种对立因素并存，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全国统一。这一社会发展趋势要求在文化学术上抛弃囿于一家一派的偏狭意识而具有雄伟的宏观意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理论，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提出了集中权力于君主为核心的一套比较完整的地主阶级专政理论。法家反对游士，把游士列为“五蠹”之一，强调“臣事君”要“尽力守法，专心事者为忠臣”是“天下之常道”。（21）法家提出的地主阶级专政理论标志着“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游士”时代的结束。秦并六国，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秦始皇焚书坑儒，用暴力手段扼杀士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法家“忠臣”理论付诸实践的产物。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对士人来说无疑是一次推动思想大解放运动的风暴。楚汉之际及汉初六七十年间，仍然存在着地方割剧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陈涉一呼，六国旧贵族割剧势力蜂起。项羽分封，刘邦不得意而继之。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兴衰嬗递，显型的对抗性的地方割剧势力与隐型的非对抗性的地方割剧势力的存亡转换，为汉初游士的存在提供了条件。汉初，战国游士之风犹存，活跃于诸侯王封国之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汉武帝上台后的文功武治，在许多重要方面的变革和建树，彻底解决了国内诸侯王割剧叛乱的问题，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下的国家的统一。大一统的封建秩序真正确立并完全巩固下来，“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推行，标志着游士已经失去了生存的条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从战国后期出现的分裂与统一的社会矛盾到汉武帝时期才宣告结束，走完了它的历史行程。就这一历史大背景来说，是屈原和司马迁所共有的，差别仅在于一个生活在国家走向统一的序幕已经拉开的时期，一个生活在国家已经完全统一的帷幕已经降落的时候，他们的悲剧都发生在这一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