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全国后，春秋战国时代发展起来的民本思潮，被焚书坑儒的火与血的专制暴政所扼杀了。秦王朝一切暴力肆虐的对象首先是广大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反抗斗争与反抗思潮当然主要来源于他们。以陈涉为首的农民起义和与暴政抗争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人身强制和争取富贵机会均等。农民起义军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以反抗秦的暴政。这种“无种论”和先秦的民本思潮是有深刻联系的，“无种论”是民本思潮在封建专制主义确立之后深入下层社会的产物。由“民为贵”发展成为“无种论”是由礼崩乐坏、列国纷争的社会条件走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政的社会条件决定的。秦汉之际以“无种论”为核心的民本思潮作为一种与专制暴政抗争的理论武器，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以刘邦为首的汉初统治集团的骨干人物大抵都是“无种论”的实践者，他们中间的多数是由布衣而履王侯将相之位的。因此，汉初民本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勃兴起来，一直延续到武帝初期。可以说，从秦始皇的专制暴力控制文化学术扼杀民本思想的失败之后到武帝独尊儒术、神化君权以前七十年间，是民本思潮在战国之后又一蓬勃发展时期。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总结“秦亡之迅，汉兴之暴”的历史经验时，正是以农民起义为背景，以“无种论”为核心的民本思想为理论武器的。司马迁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正是接过他的先辈们--贾谊、陆贾、贾山等使用过的民本主义的理论武器的。他把陈涉列入“世家”并不是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歌颂农民起义，而是他坚定地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把陈涉当做反抗暴政的英雄，肯定他的“首难”精神。同样，他把项羽列入“本纪”，也是以民本思想为理论武器批判暴秦，赞扬抗暴精神，肯定其首难抗暴的功绩。清人论《史记》之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34）正是看到《史记》中的民本主义的悲剧意识的精髓。
    从武帝开始的皇权专制以独尊儒术的形式加强对文化学术思想的控制。以“经术缘饰吏事”，（35）恰是武帝时代改造先秦儒学而扬弃孔孟儒家学说中的民本主义人道原则的标志。司马迁以民本思想为准则“通古之变”、“观盛见衰”，必然感受到现实社会中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必然与武帝皇权专制发生冲突。因此，司马迁与汉武帝的矛盾是在西汉中期封建专制主义强化之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司马迁的悲剧命运是历史注定的，武帝决不会容忍司马迁效法陆贾、贾谊、贾山诸人站在庙堂之上议论皇权专制的得失。马克思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36）武帝时期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理论神化皇权，不仅是为了对下层劳动人民进行奴役，也是对士大夫的人格的“轻视”和“蔑视”，使他们丧失独立意识，“不成其为人”。秦汉以后皇权与士的关系格局制约着士的命运，士的理想人格受君主专制的束缚而产生悲剧的命运，自贾谊而下的董仲舒、司马谈、东方朔、扬雄、班固等都是无法逃避的，仅仅是承受的态度与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企图“全身远祸”而最终是“荒途而难践”。时势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不能操在自己的手里，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
    司马迁的“悲世之意”通过发愤著书的方式表达出来，“悲世”是对君主专制主义导演下的西汉盛世的社会弊端进行洞察后所产生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史记》里的是一种与专制暴政抗争的精神，是一种“哀今之人，胡为虺蜴”的人道原则。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王国维语）的人道主义性质。（37）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著史，使《史记》成为一部人生悲剧与社会悲剧的“实录”。《史记》一书中的悲剧性人物很多，据说全书一百十二篇人物传记中，以被杀、自杀的人物标题的三十七篇。（38）如果把其它悲剧性标题也计算在内共约七十篇。（39）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说激昂慷慨地把人生撕毁给世人看。如荆轲刺秦王，专诸刺王僚，项羽自刎于乌江，吴起残死于乱箭之下，商鞅车裂于街市，伍子胥受赐属镂剑，田横率徒属五百人愤世蹈海，晁错衣赫衣就刑于东市，李广百战老不忍而对刀笔之吏，屈原悲沉汨罗等等。司马迁写这些悲剧命运的人物，用一种悲凉悒郁的笔调，寄寓他与暴力抗争的人道原则，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是他的叛逆思想表露得最强烈的地方。司马迁通过对这类悲剧人物和悲剧场面的记叙，表现出他对人性的深层次的挖掘，表现出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的观察与发现。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是作为独立的精神个体活生生的人活动在历史舞台上。如项羽夜走乌江，英雄末路，至死还在执着的呼喊：“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鲜明地流露出作者主体意识中对生活的迷恋和执着的爱。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大抵是他们在历史舞台上轰轰烈烈的活动着，他们的激情、理想、欲望象风雷闪电般在胸中激荡燃烧，他们的追求搏击象火山海啸般表达着时代的声音。正是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巨变所造成的转折点、凝聚点集中在这些悲剧人物身上--历史与现实的、个人与时代的--通过伟大的艺术家的“发现”并及时将其“创造出来”的“当代的典型”。（40）这些悲剧人物的慷慨赴死的悲剧意识，体现着秦汉时期地主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所特有的昂扬奋发追求功利的豪迈雄强的精神。如果说：“作家写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福楼拜语），那么，我们从司马迁所写的一系列悲剧人物身上，都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心灵中的某些隐蔽的东西。因此，《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的个性气质都是司马迁用自己的心灵气血塑造而成的，是他的悲剧意识的艺术的反映，是他的人道原则、人性原则和民本思想形象化的产物。从这种意义说，司马迁不是在写历史，而是在写寓言，曾国藩读《史记》，看透了太史公的“别有用心”，说：“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十之六七”。（41）借史实以寓自己的悲剧意识是《史记》的精神伟大之所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