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中国走向统一的大势是明显的，可是由谁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当时的秦、楚、齐等大国都要争当完成国家统一这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的主角。而当时的楚国正处在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屈原忠君爱国，提出“美政”理想，可是独臂难以回天。屈原的美政理想是领主庄园制的最高境界，在领主经济正向地主经济蜕变的历史必然进程中，这种政治蓝图显然已失去了由精神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现实基础，因此，屈原的悲剧命运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注定了的。同样是悲剧命运与悲剧人格，屈原与他们的游士先辈们有着极为不同的特点。从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这段历史给士阶层所提供的条件与战国晚期很不一样。这一时期的“士不遇”的悲剧主要是主观与客观冲突所导致的主体意志、自我意识遭受压抑而引起的个体与时代的矛盾，是社会条件局限性与士的个性要求张扬的矛盾。一般来说，在“士无常君，国无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贫”的时代，他们是有路可走的。如吴起见疑于鲁，受挤于魏，到楚则相楚。（22）再如荀子，先是游学于齐国稷下，至赵议论兵法，秦昭王时入秦游历，后来南至楚为兰陵令。屈原的时代，士的这种周游的自由已经基本失去，在强调君主集权，“臣无法则乱于下”的历史趋势下，“事君以忠”的观念开始出现，制约着士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这种社会风尚的变化，促使由个体与社会的矛盾所产生的“士不遇”的悲剧，开始转化为理想人格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屈原以前的士是在列国并峙的社会大变革的现实社会中周游，而屈原是在广袤无边的宇宙空间呼喊，作幻想的超时空的超古今的周游，执着于理想人格的追求。他的“美政”方案仅仅是一种政治理想，和韩非的法家理论相比，则不切实际，不合时宜，带有明显的脱离现实的理想色彩。他始终以想象来驾驭自己的行动，以呵壁问天的方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必然受到现实生存意识的压抑而走向绝望，对美政理想的执着追求和这种追求的最终绝望，形成一个悲剧性的情结。所以屈原的悲剧是社会的又是精神的。后代人推崇屈原，不是看重他的实际的政治行为，而是看重他用自己的人生悲剧所创造的精神境界，以及由这种精神境界所昭示于后世的与日月争光的人格力量。
    处在“世无常君，国无定臣”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时代，屈原呼喊出“吾独穷困乎此时”，这是游士时代即将结束的“士不遇”的主调，是历史发生转折时期产生的一种悲剧意识，是理想人格与历史现实矛盾的反映。在专制君主观念出现并开始强化的时代，屈原的忠君思想，与旧领主君权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怨责愤怼情绪，而且始终激荡在忠爱和怨责相矛盾而又统一的框架里，这不是一个实际的、脚踏实地的政治家的悲剧，而是一个爱幻想的重情感的诗人的精神悲剧。忠君爱国而又怨责君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自我意识出发的肯定自我价值，要求自我实现。这是与旧领主专制政治相违背的。所以，屈原的美政理想必然幻灭。从自我意识出发，幻想“冀君一寤”而君终于不悟。现实的残酷，引起他内在的心灵世界的分裂--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自我分裂，这种自我实现与归宿难求的矛盾冲实，使他在现实生活中有路可走而终归无路可走，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死也是一种高度的自我价值的肯定。
    西汉人似乎不理解屈原死的悲剧意义，贾谊在《吊屈原赋》中发出了“历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的感叹；司马迁说得更明确：“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23）贾谊和司马迁都惋惜屈原的轻生，不该自投汨罗，抑或是他们通过对屈原的惋惜而肯定士的独立意识。《吊屈原赋》与《悲士不遇赋》都表现了一种悲凉的深沉的反思意识，体现着在严酷的君主专制制度下，士阶层追求人格自由，希望自主命运的历史要求。因此，贾谊特别是司马迁在高度肯定自我价值、强烈要求自我实现方面，与屈原虽异代而心灵却共振。
    司马迁对屈原的崇敬并不在于屈子提出了打上领主庄园制印记的“美政”理想，而在于屈子对这种理想的追求中呈现出来的坚韧执着、九死未悔的贞士精神，在于屈子以美政理想为批判的武器，抨击造成国危民瘼的奸佞党人、昏庸君王的抗争精神，和独立不迁、芳洁自爱、不与世俗同污的峻洁人格。司马迁临江而吊，“想见其为人”--崇敬一位恪守志节、视死如归、以生命殉理想的志士，一位确信一切黑暗与恶的势力终将被历史所抛弃而从容不迫、大义凛然的“抱石投汨罗而死”的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