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意识与先秦“士”阶层文化的联系
    司马迁写过一篇《悲士不遇赋》（12）。这篇短小的抒情赋并没有引起历代研究者的充分注意。细读此文，笔者认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以及产生这种意识的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有的论者认为：“早在屈宋时代，‘士’阶层的悲剧心理已经形成，而导致这种悲剧心理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士’不能自主命运的历史现实。”并认为“‘士不遇’的主题是古典诗歌创作中的永久性主题，从屈原开始，古人就在自悲不遇的同时，借历史反思而探究其命运之所以然”。（13）笔者认为中国士人不能自主命运的历史从殷周之际就开始了，而“借历史反思而探究其命运之所以然”者，不是从屈原开始，而应该从司马迁开始。当然，“士不遇”的悲剧，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形态中的文化精神现象而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是从春秋开始的，下逮战国而至秦汉，发展成为带有普遍意义的士阶层的悲剧心理和悲剧人格。从司马迁开始自觉地“述往事，思来者”，探究士人悲剧命运的所以然。
    《悲士不遇赋》是司马迁以艺术的方式抒写自己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意识，《报任安书》是以哲学家的眼光探究自己的悲剧命运，揭示自己的悲剧心理，雕塑自己的悲剧人格。而《史记》则以史学家的心态实录历史人物的人生悲剧。“悲士不遇”是自殷周之际至秦汉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所具有的共同命运，也是从司马迁开始，扬雄、班固、王充、嵇康、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继之不断反思和探索的千古不衰的永久性主题。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他把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概括为“士不遇”的命运主题，揭示出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与士的矛盾之所以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先秦时期比较典型的“士不遇”的悲剧人物：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膑、屈原、韩非、吕不韦等，并指出这些历史人物在不能自主命运时，“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而悲而愤，他们在“述往事，思来者”的求索中展现自己的理想人格，借“垂空文”以舒其愤，以“自见”悲剧意识。
    司马迁所列举的这些历史人物，在先秦士阶层中很有代表性，他们都是一种基于个人不幸遭遇开始自己的悲剧人生的，他们在主观与客观的冲突中，由愤世嫉俗的抗争上升为超越于个体与时代矛盾之上的历史意识，而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就是尚处于被压抑状态而开始觉醒了的人格理想。对人格理想的追求是人的主体意识增强的重要标志。主体意识的核心是个性张扬。当然，司马迁所赞誉的以垂空文的形式发愤的人物，不是人人都具有成熟了的主体意识。笔者认为只有屈原和孔子具有典型意义，即是这两位也是经司马迁的独特的选择和改塑，而使之濡染着汉初时代的和司马迁个性意识的鲜明色彩。从某种意义说，这些历史人物是司马迁悲剧心理和悲剧人格的载体。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与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理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他的“悲士不遇”意识是在先秦时期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别是战国时期“处士横议”的文化思潮对其影响是如此鲜明突出。
    春秋战国之际，在社会大变革中，随着民本思潮的勃兴，一个新的士阶层的崛起，“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尊严的确立，究其实质是个性解放的要求在心理上的反映。神权意识的衰落，使人由畏天命而转向重人事，为人的个性张扬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人的个性总是力图为自己打开尽可能广阔的天地，而处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社会则总是对人的个性发展有所局限。现实社会的局限与人对个性解放的追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制约着中国古代士人的命运，决定了他们主体自觉的人格理想往往是悲剧式的。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总是处于被压抑状态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就这一点说，孔子、屈原和司马迁是千古同调的。
    但是，时代嬗递更新，人生际遇又各有千秋，殷周之际的文王时代，士只能是等级制度下贵族的附庸，思想意识受天道神权支配，没有独立人格和个性自由可言。及至春秋中期的孔子的时代，士由贵族附庸地位而一变为有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独立性阶层，以孔子为代表的士周游列国，聚徒讲学，著书立说，评说时政；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不依赖于贵族的俸禄为生；有蜚声诸侯的社会影响和舆论能量，为世主们所刮目相待。他们出仕则“行义以达其道”，（14）“隐居以求其志”则“待价而沽”，仕与隐都“不可夺志”，就是说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但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的道德精神的人格理想，也要受现实社会条件（实用生存意识）的限制和压抑。他们的积极应世哲学与人生实践中的“皇皇然若丧家之犬”的矛盾，“君子儒”的“文行忠信”的道德修养与“沽之哉！沽之哉”的不见用于世的深沉悲哀，行道救世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欲居九夷”的遁世想法，构成人格理想的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都具有悲剧意味，所以孔子学派人物的学说与理想人格的现实遭遇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