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本文所要说的要点，下文故尝试细论之。
    一、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后的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孤愤狂放
    司马迁的理想人格基本上属于儒家的“仁且智”⑥型。遭李陵之祸以后，开始向道家的孤愤狂放型的人格形态发展，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儒家在人伦关系中获得自由的框架，呈现出鲜明的异端色彩，成为“独有之人”。⑦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是仁且智。仁是道德人格，智是指人的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和投身社会实践的自觉性。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仁者爱人”，这基本上是个人道德的人格原则。讲人格不能不讲人格自由，而自由是人格问题的核心。儒家的自由是在人伦关系中获得的道德自由。
    司马迁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先秦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年受孔子人格学说的影响，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所说的是先秦时期以“狂”为特征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的基本特征是志向高远而勇于进取。狂者都是过一种隐居生活而不从政，被称之为“逸民”。他们不从政，不受政府约束，敢于肆志直言，无所顾忌，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作为人格追求目标。伯夷、叔齐、楚狂接舆等属于这一类型，就是孔子所说的放言守志一类人物。但是孔子所倾心向往的殷周、春秋时期的狂狷隐逸之士，在秦汉以后与社会政治发生矛盾而为统治者所不容。秦汉以后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统治下，士人当逸民在野可以，想肆志直言则不允许。因此，怀抱大志而不得实现；进取心强而受到阻阨；个性强而受到压抑。这种个性与社会环境的矛盾，使追求狂狷型理想人格的士人多命运乖蹇。成为悲剧性人物。以贾谊、晁错、董仲舒、司马迁、扬雄、李膺、郭泰、蔡邕、祢衡、孔融等属于悲剧性人物。他们中的贾谊、司马迁、扬雄等属于立功不成转向立言的士人代表人物，他们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苦闷、牢骚、压抑、胸中有气、孤愤绝人。蓄极积久，需要找机会发泄出来，这种发泄欲望导向积极方向就是立言。即转向著书立说，或从事文学创作。著书立说对命运坎{K1BB06.JPG}的士人来说是一种发泄，久积于心的郁抑之气吐为文字，于是成为一种审美人格，一种强劲的艺术个性。
    狂的人格和风格的形成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的心理机制。司马迁发愤著书所表现出来的狂的人格理想的追求，既有孔子所说的放言肆志一类人物的某些特点，又不同于伯夷、叔齐等“逸民”人物的“不辱其身”的“有所不为”超越举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进取精神与异端意识的结合。这种异端意识来源于道家。《庄子·刻意》篇列举战国时期的五种人格形态，以概括当时士人的理想人格：“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诲之人，游居学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薮泽，处间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间暇者之所好也。吐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这五种人格形态在庄子后学看来不是道家所完全肯定的理想人格。但是老庄道家的人格形态也并未越此范围。他们所标谤的：“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得“天地之道”的“圣人”人格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刻意》中所举的五种人格形态大致可以归为仕与隐两种类型，为“仁义而修”的“平世之士”，求“功名而治”的“朝廷之士”。属于“仕”类型；“刻意而高”的“山谷之士”，处“江海而闲”的“避世之人”，专“导引而寿”的“养形之人”属于“隐”类型。儒家的理想人格属前者，道家属于后者。老子与庄子的实践人格都有“离世异俗，高论怨诽”的特征，他们不满现实，对当政者展开猛烈的批评，但他们的政治哲学的指归是要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出谋献策，从而表现出道家人格形态矛盾的两重性。他们睁开眼睛看穿了“人间世”的丑恶现实，闭上眼睛在“坐忘”中进入“乌何有之乡”，逍遥自适，憧憬于万物齐一的世界。但是现实与幻想是“有间”的。完全闭上眼睛不看现实是不可能的。“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不思虑，不豫谋”⑧是不可能的。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寝梦”、“觉忧”、“魂罢”而心有所失，希望在寂寞中燃烧。愤怒、迷惘、忧伤、郁勃、厌倦--这层层情绪波澜围绕着他们的生命。这可以说是道家理想人格中宇宙自然与现实生活的矛盾的反映。道家的“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⑨，反对为追求荣华而“丧己于物”的理想人格和要通过精神解脱而冲决现实网罗的人格意向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