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构成司马迁悲剧命运的社会条件
    如果说屈原的时代，士人还有“历九州而相其君”的可能性，那么到司马迁的时代，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了。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的君权独断一切，时世为之一变，确如韩愈所说的那样：“今天下一居，四海一国，舍乎此，则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24）“那种唯一可以借以从横向相对自由的选择来打破那建立在‘与前世而皆然’之纵向反思之上的悲剧意识的现实基础，随着秦汉大一统的完成而一去不复返了。”（25）司马迁的悲剧恰恰是发生在大一统君主集权强化的现实文化背景下，是皇权至高无上，神圣不可违忤与士人追求人格自由、希望自主命运的矛盾的产物。西汉建国，承秦制而更从上层建筑方面强化君主集权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了大一统的思想和理论，以巩固初建的封建国家。在当时应该说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如果说，先秦儒学只有“人学”--强调人的理性作用和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的作用，力求把人从祖先、神崇拜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那么，西汉时期，从更广大的范围立论的“国格”观念便应运而生了。“国格”是在复杂的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以汉匈矛盾为主）中产生的，它与民族气节紧密相联，成为臣民特别是士人立身处世的一条重要原则。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新儒学要求国人“无辱宗庙，无羞社稷”，强调“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荣”。（26）与司马迁、李陵同时代的苏武以“见犯乃死，重负国”作为外交使臣的大节，正是这种国格观念使他把自己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居匈奴十九年，受尽折磨而不移其志，始终坚持民族气节。这说明司马迁、李陵的时代，国格观念、民族气节已明确树立，并积淀为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这说明儒学发展到西汉时期，“人格”观念逐渐演化成为明确的“国格”观念，“国格”观念比“夷夏之辨”观念前进了一大步。“夷夏之辨”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视少数民族如禽兽、如小人），而“国格”观念则是一种爱国主义思想。当然毋庸讳言，从两汉开始这种“国格”观念就和封建忠君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
    司马迁在“述往事”以“通古今之变”的著史活动中基本上是遵循“国格”原则的。如他在评价蔺相如时，肯定其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原则，（27）国家崇高，私人卑小，“私”以“国”为根本。这是西汉时期的一种时代意识，可是司马迁在现实生活中又违背了这项基本原则。他替李陵辩护，既说李陵“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又以战国“游士”的标准称颂李陵是“奇士”，“有国士之风”，殊不知战国时期的“立意较然，不欺其志”的刺客，“不爱其驱，赴士之厄困”的游侠，是与统一的封建制中央集权主义的“国格”观念相悖的。在当时容忍刺客游侠的观念和行为的合法存在，则使“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义废”。（28）所以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是违背“国格”原则的“背公死党”的行为，汉武帝以“沮贰师，为李陵游说”的“诬罔”之罪下吏治之。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司马迁替李陵辩护是“辱宗庙”、“羞社稷”，即辱没“国格”的行为，是皇权主义绝对不能容忍的。有的论者仅以武帝寡仁少恩，或以封建专制主义凶暴残酷来解释这一历史悲剧发生的原因，是很偏颇的。当然，李陵事件也说明皇权与士的关系中，士只有“守职奉上”的义务，没有“游说”的权力，“游说”则是“诬罔”。由此可见西汉中期人的观念、社会风气与战国时期的迥然不同。司马迁写历史，继承先秦时期的民本位价值观，热情讴歌那些名臣大夫、贤人义士、刺客游侠人物，特别是为社会下层小人物树碑立传，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先进的历史意识。但他在现实生活中替丧民族气节的“朋友”说情，颠倒了民族与私谊的关系，涉“背公死党”之嫌，启开了自己悲剧人生的帷幕，千古之后令人叹惋！
    司马迁的时代，不仅与孔墨、庄孟、荀韩不同，与屈原、贾谊的时代也不同。在大一统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极端强化的背景下，君臣关系中是君为臣纲，作为臣民的士人“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只能“欲言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进”。（29）而司马迁为李陵“游说”是“矫翼厉翮，恣意所存”的“挟私”行为，是汉武帝绝对不能允许的。“处士横议”的战国时期，士人们在“无常君”的条件下，还有某种程度的“恣意所存”的自由。时变世移，到西汉中期，就只能“受命不迁”，别无选择。战国时期臣有择君的自由，秦汉以后就只有君择臣的自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迁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