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
    3、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广泛采用   在这方面以年代测定取得的成绩最大。国际上从50年代初期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的方法，被视为史前考古学中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底建成中国第一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1972年开始公布年代数据。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各实验室已公布考古年代数据10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史前时期。放射性碳素断代已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这便为建立各种文化类型的年代序列，提供了更加可靠的科学根据。在探寻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放射性碳素断代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他几种断代方法， 例如热释光断代、古地磁断代、钾-氩法断代、骨化石含氟量断代、铀系法断代等，都已陆续采用。
    为了鉴别各种遗物的原料、成分、产地和制造工艺，除继续进行通常的化学分析及光谱分析、金相分析外，一些更为先进的测定方法，例如 X射线荧光分析、中子活化分析、电子探针显微分析、X 射线衍射分析、穆斯堡尔谱分析、同位素质谱分析等，也已在中国考古学中应用。尤其是对于金属品、陶瓷器、玻璃器和纺织品，进行较多的分析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和种系属性的研究，基本上是这30多年开展起来的。对许多氏族公共墓地的人骨资料，都曾进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研究，目前已经积累了不少资料，开始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系分布问题提出一定的看法。通过对孢子花粉的分析考察古代的自然环境，鉴定作物标本的品种、动物骨骼的种属，探讨中国农业和家畜的起源，也有相当的进展。
    4、中国考古学体系的逐步建立   30多年来，广大考古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详细占有新发现的大量考古资料，开展各种问题的深入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从而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使中国古代历史许多方面的研究得到很大的充实和改善。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全国除福建、新疆两地尚待探寻外，包括西藏、台湾在内的各个省、区，都已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并且发现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提早了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上限。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都有发现。各地发现的 200多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地点，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传统的探索已有一定成果。西南和东北地区的工作进展较快，在长期空白的大西北也找到一些线索。
    新石器时代的研究，全国已发现遗址7000多处，作过发掘的有 400多处。其中一项重要的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1977～1978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的帮助。在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那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
    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比较深入。例如，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被详细区分为不同类型，对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进行命名及类型划分，在黄河下游发现了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并对山东龙山文化试作类型分析，江汉地区发现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在太湖附近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并对良渚文化进行命名；同时，判明了各地区不同文化与类型的年代序列和发展关系。而对几处典型遗址和墓地进行的揭露，则为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水平、生活状况和社会形态，提供了具体的实物资料。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至新疆的广大边远地区，虽然未能完全弄清当地原始文化的序列和相互关系，但已开始发掘代表性遗址，提出几种文化的命名问题，研究工作开始深入。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采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从1959年起，在同传说中夏人活动关系密切的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围绕夏文化问题开展了较多的调查发掘，又对二里头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分期和划分类型的工作。目前虽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研究工作已进一步深入。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一带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 200万平方米，城内又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很可能是汤都西毫。这座城址的发现与研究，对夏文化问题的解决，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商殷时代的考古研究，过去主要限于商代后期和殷墟一地。现已上溯到商代早期，先后发现两座当时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并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北起长城内外，南至长江中游，都曾发现商殷时期的遗迹或遗物。其中较重要的有：黄陂盘龙城遗址、清江吴城遗址、藁城台西遗址、铜山丘湾社祀遗址、益都苏埠屯商墓，以及辽宁喀左、山西石楼、陕西城固、湖南宁乡等地接连出土的铜器。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已进行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都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居住在台湾省的考古学者整理过去殷墟发掘的资料，系统研究所出青铜器等重要遗物，也有很大的成绩。
    西周时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基本上是最近30多年发展起来的。50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70年代以来，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地方的重要发掘则有：洛阳东郊的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的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是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的实证材料。现已从考古学上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 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集中代表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曾作过勘察工作，对其布局情况已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磐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地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过去不被重视的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研究，3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年代下限延伸到明代。“古不考三代以下”的状况早已改变。历代都城遗址的勘察发掘已经全面展开。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进行工作的项目有：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这些城址的布局都已基本勘察清楚，并且分别对当时的宫殿和其他重要建筑遗迹作过大规模发掘。最近，又对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邺城遗址进行全面勘察，并着手南宋临安城的考古工作。还对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魏的平城及北宋汴梁城等遗址，作过一些实地考察。考古资料足以说明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明显。此外，对历代的地方城市也曾进行一定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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