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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陵墓制度，是历史考古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历代帝陵方面的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和杜陵门址、寝殿的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方山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通过这些工作，大体明确了陵园平面布局的变化情况。各地发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墓葬数以万计，积累资料较多的地区都已分别进行了各代墓葬的编年研究。其中，既有广州南越王墓、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及唐代昭陵、乾陵的陪葬墓那样的高级贵族大墓，又有各级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详细考察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各地墓葬所出数千方墓志，又对文献记载中的史实有许多补正。 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的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积累资料较多、取得较好成绩的还有丝织品、度量衡器、漆器、玻璃器等项研究。 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取得很多重要的收获。例如，东北地区的东胡等族遗存，高句丽、渤海的城址和墓葬；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等族遗存；新疆的汉代西域诸国和高昌、突厥等族遗存；云、贵、川地区的西南夷系统青铜文化及南诏、大理遗迹；西藏的吐蕃和古格王国遗迹，等等。另外，又对额济纳河流域和敦煌附近的汉代烽燧遗址、内蒙古等地区的秦汉长城遗址、新疆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东北北部的金代界壕遗迹重新进行一定规模的勘察或发掘。这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各地古代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阐明广大边疆和内地悠久的历史关系，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中外关系方面的考古研究也备受重视。对同“丝绸之路”有关的考古发现，主要是波斯萨珊朝银币、金银器、织锦和东罗马金币、玻璃器等文物，都曾作过详细的考察。海上航路的考古研究也有相当程度的开展，除在宁波、泉州两地发掘宋代沉没的海船外，着重进行古外销瓷问题的专门研究。 作为考古学重要分支的铭刻学，以及密切相关的古文字学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是过去已有相当积累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战国秦汉简牍、历代石刻和玺印，还是前所未见的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代的发现。这方面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全面整理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5、考古书刊的编辑出版 最近30多年来编辑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书刊，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 历年出版的重要考古报告，内容多属最新发掘资料。重要者史前时期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1958）、《匼河》（1962）、《西安半坡》（1963）、《庙底沟与三里桥》（1959）、《京山屈家岭》（1965）、《大汶口》（1974）、《元君庙仰韶墓地》（1983）、《宝鸡北首岭》（1983）、《青海柳湾》（1984）等；商周时期有《辉县发掘报告》（1956）、《长沙发掘报告》（1957）、《郑州二里冈》（1959）、《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上村岭虢国墓地》（1959）、《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1962）、《殷虚妇好墓》（1980）、《曲阜鲁国故城》（1982）、《江陵雨台山楚墓》（1984）等；秦汉时期有《云梦睡虎地秦墓》（1981）、《洛阳烧沟汉墓》（1959）、《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1974）、《满城汉墓发掘报告》（1980）、《广州汉墓》（1981）、《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1956）、《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掘报告》（1959）、《三门峡漕运遗迹》（1959）、《巩县铁生沟》（1962）等；唐宋时期有《唐长安大明宫》（1959）、《西安郊区隋唐墓》（1966）、《南唐二陵发掘报告》（1957）、《白沙宋墓》（1957）、《陕西铜川耀州窑》（1965）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发掘材料，整理出版的有《浚县辛衬》（1964）、《山彪镇与琉璃阁》（1959）、《吐鲁番考古记》（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1964）、《唐长安城郊隋唐墓》（1980）等。过去发掘的安阳小屯殷墟建筑遗存、侯家庄西北冈商代陵墓，以及殷墟所出陶器和青铜器，则在台湾省陆续出版报告。 新近出土和旧日传世的各种考古资料的重要集录，多属古代铭刻方面。甲骨文、青铜器和其他古文字方面有《小屯南地甲骨》（1980）、《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1979起）、《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1981起）、《商周青铜器纹饰》（1984）、《侯马盟书》（1976）、《古玺汇编》（1981）等；简牍和写本文书有《睡虎地秦墓竹简》（1977）、《银雀山汉墓竹简》（1975）、《武威汉简》（1963）、《居延汉简甲乙编》（1980）、《马王堆汉墓帛书》（1974起）、《吐鲁番出土文书》（1981起）等；历代碑刻有《汉石经集存》（1957）、《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956）、《千唐？b斋藏志》（1984）等。又有汉唐壁画、画像石、唐三彩、铜镜、瓷器、度量衡器和石窟寺等方面的资料集录。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13册图版已全部出齐 （1978～1983），《殷周金文集成》和《中国石窟》也已开始出书。 考古学家个人的重要论著，论文集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959）、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1955）、夏鼐 《考古学论文集》（1961）及 《考古学和科技史》（1979）、《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1984）、《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1984）、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1982）、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980）、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1977）、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1979）、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1959）等；专著有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商周考古》（1979）、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1984）、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1984）、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1956）及《汉简缀述》（1980）、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1981）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体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1961）和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二书，以及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全面 总结。 考古学刊物的出版，历史较久的《考古学报》、《考古》和《文物》合计已出刊 600期以上，70年代以来又先后创办了《文物资料丛刊》、《考古学集刊》、《中原文物》、《考古与文物》、《江汉考古》、《史前研究》等刊物，并出版了《中国考古学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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