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涉及到每一个领域、每一篇作品。但从以上列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社会史在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异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极大地扩展了学者的探索空间，在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关照下，中国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
    三
    社会史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视角远远超出了传统史学的治学范围，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史学的经、史、子、集以及档案等史料，早已不能满足治史者的需要，史料的范围扩展到族谱、碑刻、契约文书、诉讼文书、乡规民约、账本、日记、书信、唱本、剧本、宗教科仪书、经文、善书、药房、日用杂书，甚至突破书面文字的局限，发展到口述、图片、影像、实物、声音等等资料。
    随着史料的多元化，史学家对于史料的概念，在日益革新的社会史研究中，出现了革命性的飞跃。如何寻找史料，如何解读、运用史料，如何将这些新史料以理论的形式支撑起来等问题，便摆在史学家的面前。一方面，要求学者改变视角，重新诠释传统史料；另一方面，突破传统史学，汲取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的诸多方法、概念、理论，也就非常自然的成为社会史研究者的选择。
    社会史复兴之初，由于社会学与社会史在研究对象上的相似性，社会学成为社会史最为亲近、借鉴最多的学科。社会史需要借鉴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成为社会史学者的共识。社会学与社会史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学对社会史复兴的强烈影响，也被学者们一再强调。陆震指出，“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进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26]王先明也认为：“社会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日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它是建立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点的一门边缘学科。因此在探讨社会史的许多问题时，我们不能不同时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中比较成熟的概念、范畴、一般理论。我们应该力求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结合部寻找我们研究的突破点”[27]常宗虎对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现象，则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认为：“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绝大多数的论著根本不存在过分社会学化的问题。”[28]换言之，社会史研究中的社会学化程度还远远不够。毋庸讳言，社会史研究曾在一段时间内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针对这种现象，某些学者指出不应该过于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亲缘关系，也不应该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社会史在观念和概念以至方法上受惠的学科绝不仅仅是社会学，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科学。[29]
    实践证明，后一种观点更为科学，也更加有利于推动社会史的发展。事实上，自社会史复兴至今，社会史除了受惠于社会学外，其他诸如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等等社会学科，甚至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等理工学科，都对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最近十年的研究中，人类学对社会史的影响显得尤为突出。
    人类学对历史学的影响由来已久，勒高夫曾在《新史学》中指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新史学的发展“可能是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实行合作”，勒高夫称之为“历史人类学”[30]。自上世纪70年代起，年鉴学派及欧美一些史学家就开始在具体研究中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大陆社会史复兴之后，民众生活与社会、国家控制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点话题，而乡村社会则随着社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日益受到学界重视。这些研究取向，与人类学的传统选题有着诸多契合之处，人类学相关概念与研究方法也就因此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
    改革开放后，较早将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在历史研究中的是华南地区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学者。这部分学者有着傅衣凌先生留传下来的坚实的经济史基础，利于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从80年代初开始，由于不少海外学者到闽粤地区研究区域社会史，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一些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合作，从事田野调查。这些学者受到海外学者的学术影响，开始关注人类学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国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庭、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经过20多年的扎实研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进行的研究，也成为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此外，华南学者还特别注意理论学习，他们通过建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举办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等，加强了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理论素养，并进一步促进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在多年的历史人类学实践与理论探讨中，华南学者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走出森严的档案库，一方面在田野中探索和体验乡民的历史，一方面把当代的、眨眼即逝的、非文字的资料转为有用的、可长期参考的资料。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发展出来的方法和理论，足资让走向民间的历史学家参考”[31]。
    与此同时，其他研究机构的诸多学者，也在不同地区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定宜庄先生，近十来年中，在北京、福建、辽宁、甘肃、陕西、黑龙江等地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大量人类学、民族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或独立撰写，或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胡鸿保等先生合作了多本专著及数十篇论文。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也分别就不同区域进行了相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于1996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了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这些工作对社会史研究的扩展与深入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社会史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细化，整个区域史开始显露出零散、碎化的状况[32]，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反思。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逐步变成“区域社会史”研究，而“区域社会史”研究又趋向于探讨“宗族”和“庙宇”功能的现状，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另外，杨先生还提倡打破“村落研究取向”，从“跨区域研究”的角度使社会史研究趋于多元化。[33]这一批评，引起了众多学者的讨论。赵世瑜表示赞同郑振满的说法，认为区域社会史学家到乡下去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固然有为了找新的材料方面的因素，“但不仅仅是为了这个，其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传世文献、传统的史料，这才是第一位的，寻找新材料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是一个手段”[34]。行龙也指出历史学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寻找材料，它可以辅助学者更好的理解文献，还能激发调查者的灵感，使调查者萌生新的问题意识；而寻找材料又可以分为两层意思，1、扩充史料，对正史做一个“由下自上”的补充；2、纯粹搜集史料，当前，很多研究问题都是史书记载缺失或非常有限，只能通过田野调查完成[35]。常建华则指出区域史研究从其产生开始，就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它的终极追求是探索‘中国社会变迁’，很多学者已为此做出了很多工作。[36]
    定宜庄先生对当前的区域史研究，尤其是“田野调查”的状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社会史学者效法人类学家，走出书斋去做“田野”，到某一个村落或城镇去研究个案，建立模型，这是近十多年社会史学界最为时髦也最为人推崇的做法，看起来成果累累，事实上问题甚多。“从人类学家一面来看，这些史学家更热衷也更擅长的是寻访家谱、碑碣和民间流传的某些抄本，而没有能力与活人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和交谈，说到底这不过是书斋的延续，而不是真正的‘田野’。而从史家一面来看，仅仅通过对几个个案的描述便下结论，‘捡到篮中都是菜’，事前不在文献上做充分的准备，事后也不与文献做认真的比勘，社会史便不再是‘史’，在史学上究竟具有多大价值也令人怀疑。”[37]在这里，定先生强调了两个问题，1、田野调查应加强与活着的人接触，不能仅仅成为书斋的延续；2、区域史研究应强调田野与文献的比堪。在我理解，这两个问题事实上是紧密联系的，如果田野仅仅是书斋的延续，学者即便将田野与文献做对比，实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只是将两种不同的材料进行对比，并没有突破书斋的范围；只有当田野跳出书斋，不再仅仅承担搜集史料的工作，而能够有其自身独立价值的时候，二者的比堪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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