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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先生的这一看法，来源于她本人在研究实践中的心得体会。如上文所述，定先生长期从事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工作，借鉴了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些研究特色在她与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先生合作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自1998年至2004年间，定宜庄与郭松义二位先生曾几度前往辽宁省的盖州、海城、营口、法库、开原、铁岭、新宾、怀仁和本溪等市、县的近百个村庄，访问了百余名老人。他们的田野工作，除了搜集到丰富家谱、碑刻等文献外，还在实践中，形成一套调查方法。在该书的绪论中，定先生谈到他们田野工作的要点：1、田野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活人的回忆去追溯过去的历史；2、这种追溯，是在掌握的户口册与文献基础之上进行的，将其称为“核对”更确切些；3、即使是做口述史，其实也是在从当地人口中寻找对散佚文献的记忆，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耳相传的历史。[38]由此可见，他们田野工作的特点在于：1、在寻找文献的同时，还着重考察活着的人如何记忆历史；2、通过对比历史文献与人群记忆的异同，考察这一群体的形成、历史上的存在状态、族群记忆、族群意识及自我认同。这种研究方法，使得田野不再仅仅是文献的附庸，而具有了与文献平等的独立价值，拓展了田野调查的内容、深化了田野调查的意义。 对于当前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零散、碎化现象，我们无须讳言。学界广泛、积极、严肃的争论，往往能刺激下一个发展契机的萌发。在争鸣中，我们期待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下一个春天。 在历史人类学的蓬勃发展同时，社会史还广泛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形成了诸多研究领域，如与人口学、计量学相结合的人口史；与医疗、生态环境相结合的医疗史、环境史、生态史；与人口、生态、心态等多学科结合的城市史；还有与社会学、心理学相结合的心态史等等。学者们在这些研究领域内的勤奋耕耘给史学界带来了大量优秀成果，对社会史，甚至历史学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人口史兴起之初，研究者就比较重视跨学科研究模式的运用。1993年，郭松义先生与美国学者李中清组织召开了“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会议，并出版论文集《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这次会议强调人口问题的社会背景和环境状况，因此与会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还有民族学、历史地理学、气象学、地理学，以及疾病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众学者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清代皇族人口增减的问题，促进了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1998年，郭松义、李中清、定宜庄三位先生，又组织了”中国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会议，邀请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分别从各自的领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婚姻、家庭、人口行为，并结集出版《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一书。上文提到的定宜庄、郭松义、李中清、康文林《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则是几位学者在具体研究中对多学科合作的一次实践。除此而外，还有诸多人口史论著也都体现出学者们长期以来探索跨学科研究模式的不断努力。 医疗社会史的发展，离不开医学界与史学界的相互合作。2003年11月24日，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中国医学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来自医学界、史学界、自然科学界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就医疗社会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跨学科对话。医学界的张大庆、赖文、李永宸等先生也撰写了多部医疗社会史著作[39]。医学的积极参与，对医疗社会史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2006年8月11-14日，南开大学召开了”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疾病医疗史“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两岸三地的50余位史学界和医学界学者，诸位学者发表了对未来医疗社会史发展方向具有指针性意义的演讲。[40] 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兴起的Urban History（城市史），与以往History of city（城市的历史）相比，存在很多不同。History of city，是以城市为空间背景而作的所有历史研究的总称；Urban History，则以城市内部的社会集团的矛盾、都市环境与人类生活的相互影响为主要研究目的。就Urban History研究而言，城市不仅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构造本身，也被视为社会文化变化的主体；学者们将城市看作一个有机的社会主体，将城市化视为特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过程。新兴城市史的研究视角、研究范畴体现出更浓的社会史色彩，其研究框架已远远超越传统史学范围，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借鉴、汲取诸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生态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从整体史的角度考察城市的变迁。 心态史研究对心理学的借鉴，自心态史兴起之初，就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如何在史学范畴下进行心态史研究，如何合理吸纳心理学理论与方法，如何将心理学的解释内容”应用到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时间中去“，”人“成为沟通两个学科的桥梁。彭卫曾说历史学家”终身穿越‘人’这个庞大无垠莽莽林海“，而”心理学研究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也是要洞悉人类的行为之谜，也是把人作为分析的中心环节“。……”心理学与历史学所共同瞩目的主题都是人的活动，这一切为两个不同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前提“。……”学科的本质（目的、意义）和学科之间的契合程度，构成了历史心理学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基本理论条件“[41]。对”人“的共同关心，使得放眼过去的历史学与关注今天的心理学出现了对话的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吸纳新理论、新方式，并不代表对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摒弃。传统方法与新理念并不冲突，就某种程度而言，反倒有相当的切合之处。中央民族大学姚念慈先生撰写的长文《魏象枢独对与玄烨的反思--康熙朝满汉关系释例》（《清史论丛》2008年号），完全运用传统史学的考证方法，通过对康熙及魏象枢等汉族大臣言语行为细致入微的考察，剖析了康熙帝对待汉民族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正如作者所言：“本文拟用最习见的史料，通过一个具体事件的考辨，证明三藩之乱亦为玄烨带来极为消极的思想。玄烨心理上所形成的巨大阴影，终其一生都不曾消除”[42]。该文堪称实证史学中探讨心态问题的典范之作。 综上所述，由于借鉴多种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史研究得以蓬勃发展。同时，随着跨学科范围的不断扩大、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学术背景的团队协作，成为社会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更加开放研究视野，更加广泛地与其他学科对话，合理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将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仍然是今后社会史发展的关键所在。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近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仅以学科发展脉络为叙述主线，无法对每一个领域加以一一评述。很多重要的学者及著作，都未能涉及，实在是内容宏大，难以尽述，也由此可见社会史发展的迅速程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众多学者为社会史学科建设，付出了艰辛地努力，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为数众多的杰出社会史学家，以及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固然体现了社会史的成就，但在笔者看来，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此。社会史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了传统史学的思维模式，也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或许这才是社会史发展三十年来最具有意义的贡献。 传统史学的阅读者是帝王将相，它的职责是让统治者“以史为鉴”。由此，关注焦点很自然地落到了改朝换代、宫廷阴谋和统一征服等等宏大叙事，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上。对人物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基于与重大事件的关联，其中心仍然是“事”。在这样的准则下，与“宏大叙事”无关的底层民众，便远离了“史”的修撰。而社会史却打破了这一观念，强调了“人”的独立存在，赵世瑜先生曾指出，“人是历史的主体，没有人的活动，便只剩下了自然史，社会史研究不应该放弃这个责任”。[43]定宜庄先生也曾发问：“历史学家说，历史是过去曾经发生的事。但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就全部都是历史吗？宇宙间有潮涨潮落，有斗转星移，它们如果不与人类发生关系，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到底，这里落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词，那就是‘人’，过去的事，指的是人类的事，是人类在过去曾经发生的故事。历史，就是自有人类以来，人类所创造的历史。可惜的是，人们读史，往往就把这最关键的一词忽视甚至忘记了。”[4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