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的复兴，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进行。随着学界思想逐渐开放，以及对传统研究模式的不断反思，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经历了从复兴到逐渐成为热门学科的过程。本文仅就此三十年间，社会史学科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发展脉络、研究领域、方法论等三个方面做一回顾，挂一漏万之处，还望方家见谅。
    一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史复兴，与产生于20世纪初的新史学有着种种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1902年，梁启超作《新史学》，针对为统治者服务的传统旧史学，提出了批判，大声疾呼“史界革命”，提倡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的局面，研究全体民众的历史。此后，打破帝王将相史，重视“民史”的研究倾向在学界蔚然成风。20世纪30、40年代，顾颉刚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和“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等四个以“疑古”为基础的观念，强烈撞击了传统史学的治学体系。与此同时，顾颉刚还倡导中国现代民间文化研究，为推动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时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展现出异于旧史学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大胆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顾颉刚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方式对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等地进行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民众历史及非政治史走进了众学者的视野，极具开创性的有学术分量的著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具有鲜活的气息。
    突破旧史学的局限，推动新史学发展的另一支生力军，来自于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1920年，李大钊率先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观，明确反对“只是些上帝、皇天、圣人、王者，决找不到我们自己”的旧史学[1]，倡导“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新史学[2]。20世纪30年代，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家前途堪忧的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三大论战”。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观察中国历史进程，成为此次论战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为主旨的论著，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郭沫若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成为中国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此外，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南京文心印刷社，1936年），侯外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后改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也是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史的代表性论著。
    进入20世纪50、60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史研究整体上趋于停滞，但仍有少量学者依旧关注社会史问题。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随后，又撰写多篇有关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论文。1979年，侯先生将这部分文章结集成册，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值得一提的是，以华南傅衣凌为代表的经济史学者，通过探讨“五朵金花”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并推动了该时期的社会史研究。同时，该学派还培养了一拨年轻学者，在改革开放思想解禁之后，他们成为经济史、社会史领域中的重要生力军。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全国范围内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史学界也逐渐摆脱“左”的禁锢，开始对以往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与此同时，关注西方学界、借鉴相关理论方法，成为大陆学人的共识。这一时期，弗莱德曼的宗族、乡村社会研究，施坚雅的城市史研究，以及年鉴学派的诸多理论及著述，逐渐为大陆学者所了解。这些西方研究，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
    正是在这一契机中，在突破史学研究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僵化观念，延续顾颉刚、李大钊等前人开创的学术脉络，吸纳西方学术理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中国社会史开始了复兴之路。1986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诸先生几乎同时撰文倡导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3]。同年10月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在天津召开，大会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科研单位及高校，成立了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室或研究点，调拨优秀科研人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同时，还定期举行全国性的社会史研讨会，并在1992年的沈阳社会史会议上，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学科建设的全面开展，对规范、促进社会史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史复兴之初，到底什么是“社会史”？其定义如何？引起了学界广泛而热烈地争论。在1986年的首届社会史学会上，学者们即对此问题发表了不同见解。多数学者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一门专史，以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4]。但一部分学者却主张社会史就是“历史”，现在大家所理解的社会史实际上是指社会生活史[5]。这些观点，日后逐渐形成“专史说”与“通史说”两种理论，其中“专史说”影响较大。乔治强、冯尔康、王先明等多位先生，曾先后撰文阐发“专史说”论点，指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相当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法制史、外交史等等，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生活方式史、社会行为史[6]。而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支持“通史说”的学者则主张，社会史是一门综合史、通史、总体史，换言之，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7]
    “专史说”与“通史说”虽各有不同，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社会行为等内容却有着共同的关注，这促使研究者将目光投向下层，投向民众。从较为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到宏观抽象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学者们尝试着从各个层面，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解读历史。这一时期的众多成果，以其学术视野的拓展性及研究指向的广阔性，着实为史学研究增添了异彩，将史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更为宽阔的领域。
    然而，当社会史取得可喜成绩，跃身成为新时期中国史学界最令人瞩目的领域之一时，一部分学者却敏锐地察觉到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早在90年代初，彭卫就曾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类似欧美国家早年所面临的那种“缺乏创造性”的状况，“尽管社会史研究的各种著述不断增加，但它们所负载或提供的新意见却没有相应的增添，就是说，社会史研究表面上的方兴未艾，并不能掩盖它实质上的困境，表面上的‘热’正在‘冷’中摇曳。”[8]而“冷”的症结，归根结底则源于面对困境却不知如何突破。其后，赵世瑜也谈到“‘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但也由此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持‘新史学’立场的人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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