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留下许多可贵的研究成果。但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却兴起较迟。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考古工作不能很好地进行，当时只有十来位掌握考古发掘技术的专门人才，作过大规模发掘的遗址很少，掌握的科学资料也很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整个考古工作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考古工作的队伍逐渐成长壮大，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同时注意利用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考古研究工作不断开展，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不断深入，从而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近代考古学的传入
    19世纪末，欧洲的考古学已经日渐兴盛，趋于成熟。当时已有一些中国学者对他们的业绩十分注意， 曾在著作中加以介绍。 例如：1900年章太炎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介绍西洋史学思想时提及，“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更讲到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考古学家将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3期，并将中国古史传说与此比附。正当此时，1898年安阳小屯村再次发现有字甲骨，引起了王懿荣、刘鹗等金石学家的注意。1900年敦煌石窟又发现储存大量古代写本文书和其他文物的藏经洞。近代学术史上的这两项惊人发现，成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由于当时清王朝行将崩溃，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考古遗迹得不到妥善的保护，更没有条件进行考古发掘。一些国家纷纷派遣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以考古研究为名，有的旨在掠夺珍贵文物，有的测绘地图，刺探情报。他们以非科学方法进行调查发掘，致使许多古代遗迹遭到破坏，造成中国文化遗产的极大损失。最早来中国进行考古活动的是日本人和俄国人。中日甲午战争刚刚结束，鸟居龙藏就到被日军强占的旅大地区调查古代遗址，不久又去台湾活动。俄国学士院的Д。Α。克列缅茨 （1848～1914），则于1898年率领考察队，在新疆吐鲁番地区挖掘。190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仅在新疆及邻近地区作过多次考察的就有英国的A.斯坦因，瑞典的斯文赫定，德国的A.格林韦德尔（1856～1935）、A.von勒科克，日本的大谷光瑞、桔瑞超，法国的伯希和， 俄国的П。К。科兹洛夫、C.Φ。奥尔登堡 （1863～1934）等等。被发掘的地点主要有：民丰尼雅遗址，罗布淖尔楼兰遗址，吐鲁番的高昌古城遗址、交河古城遗址和阿斯塔那墓群，吉木萨尔的北庭都护府城址，敦煌、酒泉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以及西夏到元代的黑城遗址。他们不仅窃取从这些遗址中采集的汉晋简牍、高昌文书、汉唐丝织品和其他珍贵文物，而且劫取了克孜尔石窟、柏孜克里克石窟、库木吐喇石窟的精美壁画，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奥尔登堡还从敦煌石窟骗取学术价值很高的大量写本文书。与此同时，鸟居龙藏在日俄战争之后，将其调查足迹从旅大和辽东半岛，逐渐扩展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的大部地区。滨田耕作也在这个时侯，发掘旅顺刁家屯的汉莫。另外，日本的伊东忠太、关野贞和法国的E.┵。沙畹 （1865～1918）、色伽兰等人，又在内地一些省份，进行古代建筑、石窟寺和陵墓的考察。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天津建立的北疆博物院，开展过黄河流域及白河沿岸的考古调查，在河套地区发现了萨拉乌苏遗址和水洞沟遗址。
    从1920年前后开始，中国北洋政府开始聘请外国学者或与外国学术单位合作进行考古工作。1918年，中国政府聘任的矿政顾问、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商定，共同进行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采集工作，由瑞典方面提供经费、派遣专家，采集到的标本送瑞典研究后，分存瑞典博物馆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两处。1921年，安特生和奥地利人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采掘脊椎动物化石时，发现龙骨山遗址，后在瑞典整理所出动物化石，发现一枚人科动物的牙齿化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同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并进行首次发掘，提出仰韶文化的命名。随后，他又去甘肃、青海进行史前遗址的调查发掘，将甘青地区的远古文化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6期。
    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是1926年从美国学习人类学归来的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发掘。但这是一次国际合作性质的工作，由美国弗里尔美术馆与清华学校研究院共同进行，美方提供经费。这次发掘还不是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发掘的规模很小。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早在1922年便成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被聘为室主任兼导师。马衡是一位金石学家，当时并不知道怎样开展科学的考古发掘，在田野考古方面仅1923年察看了孟津、新郑出土铜器的地点及洛阳汉魏城太学遗址。1924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设立考古学会。1927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由滨田耕作、原田淑人等出面，约请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马衡、沈兼士等，在东京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会”，当年在旅大地区共同发掘貔子窝（今皮口镇）附近的单砣子等遗址。不久中国学者陆续退出这一活动。也是在1927年，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名义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旭生）被推选为中方团长，黄文弼代表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参加该团去新疆进行考古工作。这次考察工作持续到1933年，活动经费由斯文赫定提供。
    这段时间，金石学家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三人，对甲骨文的研究有开拓之功，成绩尤为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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