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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和初步发展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同年10月派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进行调查试掘，准备大规模地展开工作。这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1929年，李济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学者，被聘任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同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及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分别成立。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从事考古研究的学术机构。 1、新生代研究室的周口店发掘 早在1927年，中国地质调查所便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始了周口店的发掘。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后，1929年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发现第一个北京人的头盖骨化石。随后，发现大批石制品和人类用火痕迹，使北京人的文化遗存得到确认（见彩图）。1933年由裴文中和贾兰坡发掘山顶洞人及其文化。但周口店的人类化石研究，仍是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合作进行的，标本由该院负责人保管，以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标本被弄得下落不明。 2、北平研究院和其他单位的考古工作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除于1930年与北京大学考古学会等单位合作，对燕下都遗址进行过调查发掘外，主要是1933～1935年在陕西渭河流域活动。其中徐炳昶领导进行的宝鸡斗鸡台附近的发掘，曾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周秦时期和汉代的墓葬。后由苏秉琦将沟东区的周秦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且提出探索周文化渊源的线索问题。该会又对河北邯郸附近的响堂山石窟作过比较详细的勘查。另外，西湖博物馆于1933～1936年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发现并发掘良渚遗址。林惠祥等学者在东南沿海各省、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华西大学的美国学者在四川广汉和西康道孚附近，先后进行考古调查，还有人进行六朝陵墓和古代窑址的考察。 3、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活动 1928年以前开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及邻近地区的活动，持续进行到1933年。中国学者所作田野考古工作，主要有黄文弼在吐鲁番附近调查发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遗址及麹氏高昌墓地，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调查汉唐时代的城堡、寺庙、沟渠和屯戍遗址，在罗布淖尔附近调查发掘史前遗址和汉代烽燧遗址。袁复礼在吉木萨尔附近，勘察并实测唐北庭都护府遗址。 最大的一项收获是， 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发掘分布很广的汉代烽燧遗址，获汉代简牍 1万余支。贝格曼又在内蒙古和新疆发现一批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4、日本学者在东北和华北地区的活动 北京大学考古学会退出东方考古学会之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继续单独进行调查发掘。九？一八事变前，该会主要在旅大地区活动，发掘了牧羊城遗址及南山里、营城子汉墓等。九？一八事变后，该会的活动扩大到东北其他地方，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及元上都遗址；同时，还有人以其他各种名义，发掘顾乡屯地点、集安高句丽壁画墓，并调查辽代帝陵。日本侵占华北以后，原田淑人等又以该会和“东亚文化协会”的名义，发掘邯郸赵王城和曲阜鲁灵光殿遗址。还有水野清一等于l937～1944年间，8次前往山西大同，对云冈石窟进行详细的调查和实测，并在附近作过一些发掘。 5、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工作 抗日战争期间，迁往内地的学术机关在困难的条件下，采取合作的方式进行田野工作，也有比较重要的收获。例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作，于1939～1940年在云南大理附近，发掘史前和南诏时期的几处遗址；后又分别与中国营造学社、四川省立博物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先后发掘四川彭山的汉代崖墓和成都附近的前蜀王建墓，并两次在河西走廊等地进行考古调查。1944年，夏鼐在甘肃宁定县阳洼湾发掘齐家文化的墓葬，第一次发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证据，纠正了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上的错误论断。在此以前，尹达曾于1937年根据器物形制的分析对安特生概括的仰韶文化内容和齐家文化年代问题提出过质疑。 解放战争时期，田野考古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在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民主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对吉林西团山石棺和邯郸附近的汉墓作过清理发掘，又曾收集景县封氏墓群出士的文物。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 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不多，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其他地区和历史时期的工作开展较少，存在较多的年代缺环和地区空白，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是，终归开辟了自己的道路，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1927）、《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1934）、《城子崖》（梁思永等，1934）、《良渚》（施更昕，1938）、《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1948）、《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1948）等著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尹达在延安期间，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考古资料，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著《卜辞通纂》（1933）、《殷契粹编》（1937）、《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1934）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1932），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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