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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做了有益的分析。另外，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2004--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社会史研究室曾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研究--社会主导群体为主”为题，对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导群体进行了研究。本课题主持人商传先生，参与学者有社会史研究室定宜庄、胡宝国、孟彦弘、陈爽等先生，他们指出社会主导群体的演变是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而社会主导群体的变化也是社会转型的先决条件。同时，学者们还澄清了人们对于中国历史上作为读书人代表的士与士大夫是社会主导群体的误解（这里所说的士与士大夫指科举产生后出现的读书人并取得社会身份的群体）。实际上，通过读书考试成为士或士大夫，并成为社会主导群体的时期，只有晚唐、宋、明三个朝代。该课题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由血缘社会转向地缘社会的过程中，就整体社会结构进行深入对比研究的开创性成果。 宗族史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学者们跳出以往对家族族权是政权附庸的先验性框架，从宗族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等方面，对宗族、家族进行了较之先前更为深入、客观地探讨。1992年，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是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宗族史论著。此后，冯尔康、常建华又于1994年出版了《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二书均从先秦乃至原始社会末期一直谈到宋明以后、或延续到近现代，从时间跨度来看，称得上是宗族通史。断代史方面，厦门大学学者在傅衣凌先生“乡族”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福建的宗族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如陈支平《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从家族活动、家族制度的发展、祠堂与族谱、族产与义田、族谱的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郑振满的一系列研究，则从明清福建的家族组织出发，探讨地方乡族的自治化与国家权力向下渗透的相互关系，他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宗族组织形式和家族组织在福建不同地区的发展等问题。其他学者，如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采用了田野调查的研究方式，将区域与个案相结合，以宗族系谱结构及其功能为重心，进而就宗族形态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在宏观考察与微观剖析相互结合的基础上，通过考察北朝世家大族的家族背景、宗族形态、政治取向、文化风貌等问题，进而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刘源《商周祭祖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通过考察商周祭祀类型、仪式、过程，探讨了该时期对祖先的观念，以及仪式中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与宗法制度。再如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该书增订本于2004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刘驰《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以及2005年由上海出版社出版，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丛书：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邢铁《宋代家庭研究》、常建华《明代宗族研究》、冯尔康《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等等，均从不同层面、就对不同朝代，对宗族史进行了讨论。 婚姻、家庭历来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成果众多，成绩突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一书，成为社会史复兴之初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代表作。陈鹏《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重印，内容涉及婚姻仪礼以及各种婚姻形态，包含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书约54万字，称得上是洋洋巨著。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及《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韩世明《明代女真家庭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及《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研、毛立平《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等等都是断代史方面的力作。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2000年）是该领域的一部上乘之作。传统婚姻史研究，大多着眼于制度层面，该书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侧重于关注上层社会与下层百姓婚姻行为差别的研究，体现了不同人群，由于地位、身份、经济条件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行为。该书以资料雄厚和数量统计为研究特色，内容涉及婚姻地域圈、婚姻社会圈、婚龄、童养媳、入赘婚、妾、节烈妇女和贞女、妇女再嫁、婚外性关系等问题，是一部富有创见的高质量学术专著。其后，郭松义先生又与定宜庄先生合作《清代民间婚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一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文献，有关下层民众婚姻生活的史料非常缺乏，仅有的少量史料，也凌乱难稽；方志、笔记与其他私家著述，对这类题目多做空泛之谈，从中很难把握实质。婚书却是当事人持有并作为证据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材料，它所展现的婚姻各方之间、婚姻各方与社会道德以及国家法律之间的真实关系，都是我们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难以具体地和系统地领悟到的。郭、定二位先生开创性的将婚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婚书出发探讨了婚姻家庭史方面的诸多问题。 社会群体一直是社会史学者探求的重要内容，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人群，有以身份界定的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胥吏、幕僚、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以性别界定的妇女史；以年龄界定的老年人、儿童历史。其中，妇女史的研究显得尤为突出。80年代以来，妇女史研究指向从以往的被压迫史、解放史，扩展到两性关系史、性别史等领域，成果令人瞩目。杜芳琴继《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998年）之后，又与王政主编了《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录赵宇共《史前时期的社会性别：多学科的历史考察》、高世瑜《中古性别制度与妇女》、邓小南《“内外”之际与秩序格局：宋代妇女》、定宜庄《清代妇女与两性关系》等论文。2002年5月，李伯重、高世瑜、定宜庄、高翔、郭松义、徐建新、彭兆荣、王和、刘小萌、赵世瑜、王子今、徐思彦等学者在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召开了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主题的会议，从各个不同层面探讨了中国妇女史、性别史问题。主持人李小江在会议发言的基础上，收录多篇重要论文，结集出版《历史、史学与性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2003年，李小江又主编系列丛书《让女人自己说话》（三联书店），包括《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亲历战争》、《独立的历程》四各部类，编者意在通过口述访谈，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性的历史，考量历史的足迹。在断代史方面，邓小南主编的论文集《唐宋女性与社会》（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从不同层面对唐宋妇女加以考探，展现出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定宜庄《满族的妇女生活与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将妇女点点滴滴的生活与清代国家政治制度相挂钩，从微观层面探析了宏观的民族、政治与国家；定先生的另一本作品：《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则尝试着运用口述的方式，通过呈现十六位妇女眼中的世界，展示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人口史研究几乎与社会史复兴同时起步，上世纪60年代马寅初《人口论》遭到评判，人口史研究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现实人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口史也逐渐进入了史学家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是较早注意人口问题的大陆学者之一，自80年代初起，郭先生陆续发表了《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等文章，运用家谱、方志等史料，借鉴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清代人口统计、人口增长、流迁、男女寿命、人口与婚姻状态、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地探讨，这些作品对当时的社会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郭松义又与定宜庄、李中清等学者合作编辑并撰写了多部论文集及专著，该部分内容将于下文介绍，此处不赘。此外，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人口与历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池子华《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等研究，也是人口史领域内的重要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