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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鸡毛蒜皮”研究选题并不是产生研究困境的根本原因，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正是从面包、饮食习惯、住房样式、闲暇时间的利用等等日常生活琐事入手，考察重大的历史问题，写出了《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名作。近期的杜赞奇《文化、权利与国家》、孔飞力《叫魂》、艾尔曼《经学、政治与宗族》等等作品，也都是从微观的下层民众生活入手，最终着眼于宏观的政治、社会、国家。 如何克服琐碎的叙事，成为中国社会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90年代初，有学者在“专史说”、“通史说”之外，提出了“范式说”，认为社会史并不是一个史学部类，而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治学理念，简言之，社会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将“范式说”理论阐述地最为全面，且影响最大的，当属赵世瑜先生。赵先生认为“社会史根本不是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运用新方法、从新角度加以解释的新面孔史学”[10]，“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其次，社会史作为一种整体研究，是作为新史学范式的具体表现。它既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幻想，而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11] 同样持“范式说”观点的定宜庄先生，则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体会出发，指出：“早些年，很多学者倾向于把它（社会史）看作是史学的一个新分支，或者直接将其等同于‘社会生活史’乃至‘下层社会生活史’，由此而产生诸多误解。譬如，以为社会生活就是对衣食住行的琐碎描述，……；以为所谓的‘下层社会’，就是流氓、乞丐、小偷、强盗和妓女等‘下九流’的代名词，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的结果，是将粗鄙庸俗的趣味带进本来很高雅的史学研究之中，等等。这些误解，曾使很多学者，尤其是在传统史学的研究上功底甚深的学者对社会史退避三舍甚至心生反感，也因此而对社会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12]因此，仅仅将社会史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史的发展，只有当其以研究范式的面貌出现时，才能真正充分展现社会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基于“范式说”，学者们进一步提出，社会史研究者应调整立场，将“眼光向下”转变为“自下而上”，这意味着社会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草根社会的关注，而是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如果我们从普通人的角度去观察这样的种种重大事件和制度，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有可能深化，甚至可能有很大的不同。”[13]民众生活离不开社会群体，他所有的基本日常活动、行为、生活习惯、风俗都来自于社会，也必然对社会有所反映。“自下而上”的视角，正是要将“底层个体”与“国家”、“社会”结合在一起，强调置于“国家”、“社会”、“群体”中的“底层个体”研究。然而，这种视角又绝不等同于传统史学以“国家”为主体的思维方式，它关注的是“底层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对“底层个体”的影响，以及“底层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王朝的兴起更替是剧烈的社会变动的产物，不仅是王侯将相，而且每一个经历这一切的人，都会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都会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这场变动，也会影响着变动的进程。甚至就各个不同区域来说，全国性的社会变动对它们会具有并非相同的意义；影响全国、或者是跨区域的事件在各个地方的展演是不同的，反过来说，这种地方性的展演对于大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4]历史是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不同环境造就的产物，它就像拥有无数棱面的水晶体，每个棱面在构成整体的同时，都会折射出自我个性的独特光芒。 “范式说”的出现虽稍晚于“专史说”及“通史说”，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社会史学界原有的思维模式，拓宽了学者的眼界，深化了学者对历史问题的思考。自此而后，学界涌现出一大批学者及论著，对整个社会史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理论问题仍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焦点性问题。除了“范式说”依然具有强烈影响外，社会史学界还涌现出了一些新观点。近年来，以杨念群教授为代表的“新社会史”[15]，提出建构中国本土的“中层理论”[16]，倡导政治史的“复兴”。杨念群声称，虽然尚无明确而清晰地解释“新社会史”概念的内涵，也无法清晰地划定它与以往社会史相区别的严格界限，但有两点是很明确的：其一，历史学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转换”的可能性，“新型社会史不存在一个范式转换的要求，但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类分范围的概念，而应是与本土语境相契合的‘中层理论’的建构范畴”，因此，“划定范围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厘定与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规范性概念和解释思路。这些界限的划定不一定具有范式突破的意义。却一定代表着不与以往框架重复的实际操作含义，否则大量史料的发现与阐释有可能不过是为解读旧有框架服务的工具而已。”其二，所谓新社会史“就是要在由传统经济史出发而建构的整体论式的架构笼罩之外，寻求以更为微观的单位深描诠释基层社会文化的可能性”[17]。由此“新社会史”所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本土化前景，力图建构与传统史学相区别的解释框架、概念体系。新社会史的另一位倡导者--孙江则直接提出新社会史将放弃构建整体史的观点，主张接受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关于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并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18]。 社会史复兴三十年来，关于社会史理论的各种争论从来未间断。学术争鸣，对于人们认清社会史，不断反思社会史具体研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推动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探索社会史未来的学术目标与学术追求，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三十年来，社会史的蓬勃发展与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紧密相关。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理论探讨仍显不够，尤其缺乏层层深入，或在理论指导下就具体课题所作的某种示范性研究，很多工作仍有待众学者继续探索。 二 法国年鉴学派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长时段、整体观，以及反对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历史研究等理论，无疑强烈地撞击了国际史学界，为史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天地，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这些学说对中国史学界，尤其是社会史的复兴、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无论持何种理论观点的学者，自社会史复兴初始起，都一致认同社会史不同于传统史学的王朝史和政治史，它并不仅仅重视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因素，不是为统治者总结历朝统治得失以便借鉴的“镜子”，也不是用来“教化”子民的工具，它更加强调在长时段中对整体社会的变迁进行地全方位考察，关注政治之外的经济、文化、生活，关注历史发展中的草根阶层，打破了传统史学以往从上而下的模式，独辟蹊径地从自下而上的角度看待历史。这一颠覆性的改变，使得大量过去从未进入史学家视野的领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社会生活史是最早开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之一，也是社会史复兴之初，学界关注的重点内容，众学者撰写了很多该方面的论著。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撰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该课题得到198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1987年6月，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召开专门会议，就中国古代生活史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进行了讨论。此套丛书目前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1994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1998年）、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1998年）、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1998年）、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1996年）、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2004年），均以资料系统、内容翔实见称。此外，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刘志远的《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的社会生活》（文物出版社1983年）、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瑞熙《宋代社会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宋德金《金代的社会生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著作，也从各个方面考察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还有一部分学者，如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5辑1999年）、吴丽娱《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则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社会风气、习俗、文化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