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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视野的深化与扩展，一些新的领域不断涌现。如与底层农村群体紧密结合的乡村社会、民间信仰史；涉及民众文化、城市空间、城市人口及社会群体、早期城市化等问题的城市史；从人类对自身生命与身体的认知，发展出医疗社会史；以及由意念、心态出发，演绎出心态史等等。这些散发着新鲜气息的领域，成为社会史研究的新指向。 乡村社会、民间信仰是进入底层民众生活世界，考察其观念形态的重要窗口，它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紧密相系的特性，以及借鉴其他学科田野调查方式的可能性（主要指晚近时期），使得该领域近年来日益得到社会史学者的重视。候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通过造像记的剖析，考察了北方民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心态以及佛教对北方社会的影响，是研究民众思想的上乘之作。2005年，候旭东又出版《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一书，通过论述北朝村落生活、乡村制度中的诸多问题，解析了该时期的民众意识、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以及朝廷眼中的民众，本书是该作者的又一力作。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和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全书内容恰如书名“狂欢与日常”，揭示了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即他每年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赵世瑜是首先提出“范式说”的学者之一，此书可看作是赵先生对于该理论的具体实践。朱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2002年）通过考察了庙会的组织、活动内容、人们的观念与娱乐、社会功能等问题，指出庙会活动兼具神圣与凡俗的双重性，同时，作者还提出庙会允许女性参与，是小传统，庙会中的妇女，绝不是那样刻板的，大传统话语下的女性没有真实反映女子的全面生活状态。 中国城市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还以国外学者的成果居多，其中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提出的区域体系分析理论。80年代后，城市史研究逐渐为学者所关注，出现了一批相关作品。如通史性：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断代史：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凤云《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日本江户时代的城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赵世瑜《腐朽与神奇--清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年）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将研究视野从关注城市空间的物理形成与发展，扩展到关注城市的空间结构对历史行为的影响。2002年--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与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合作中日城市史研究课题，尝试运用历史学、哲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知识，考察中日古代城市的历史、空间构造以及各种文化设施等问题，探索在前近代以来的传统基础上孕育了怎样的城市、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如何才能创造出新的城市文化。2004年3月，由大阪市立大学中村圭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辛德勇共同主编的《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一书，作为两个合作机构的共同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大阪市立大学井上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杨振红又共同主编《中日学者论中国古代城市社会》（三秦出版社），该书主要就中国各个时期的城市问题进行了探讨。除了与日本同仁的合作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在城市史研究方面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2007年12月，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主办的“多重视角下的北京城市史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郭松义、定宜庄，近代史所刘小萌等三位先生做了学术演讲。三位报告人通过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北京城史中的诸多问题。[19]其中，郭松义先生《18-19世纪的北京外来人口--我国早期城市化的探索》，通过考察城市下层流动人群的生存状况、政治待遇等内容，探讨该群体对北京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力，以及社会变迁对下层流动群体的影响。刘小萌先生《清代北京旗人社会》，则强调了旗人在北京城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定宜庄先生以《老北京人的口述史》为题，讲述了自己十年来采访近百名老北京人的经历与感受。通过丰富而生动的个体记忆，定先生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沉浮于历史兴衰中的各个群体的“生命史”，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的历史，构成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北京史。 当代史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轫者当属台湾中研院留法博士梁其姿教授，梁教授于1987年首先发表了《明清预防天花措施之演变》[20]和《明清医疗组织：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和民间的医疗机构》[21]两篇疾病医疗社会史论文。大陆史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相对较晚。1996年，谢高潮《浅论同治初年苏浙皖的疫灾》（《历史教学问题》1996年第2期）利用当代编就的灾荒史和太平天国史资料探讨了太平天国战乱期间，同治初年发生灾苏浙皖的大疫灾。同年，梅莉、晏昌贵初步考察了明代的传染病，就频发病重、分布地域及其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考察。[22]此后，医疗史开始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复旦大学的曹树基、李玉尚曾专门针对病疫之一的鼠疫撰写过一系列文章，就鼠疫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鼠疫的流行模式以及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应等等社会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3]南开大学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立足近世社会发展、清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两大问题，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清代江南的瘟疫及瘟疫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郭松义先生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撰写了《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等文章，关注了以往较少涉及的领域。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5-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则从身体政治的角度探讨社会变迁，体现了“新社会史”的研究思路。 心态史研究（亦称为心理史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有学者发出过应该重视心态史研究的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彭卫先生即是其中之一。1986年，彭卫撰文《心态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介绍西方心态史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状况，尤其对奥地利、法国、美国三个最重要的研究基地进行了评述，还就如何发展中国心态史学做出展望。1989年，彭先生又于《历史心理学如何成为可能--从史学本质角度的思索》（《社会科学》1989年第8期）一文中，阐述了心态史研究的相关理论问题。1992，彭卫撰写《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成为大陆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心理史学理论架构的作品。其后，彭卫再出《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等书，均是运用心态史进行研究的佳作。此外，罗凤礼先生也是较早论述心态史学的学者。1989年，罗先生撰写了《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1期》）、《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等论著，对欧美心理史学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先生撰写《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陈旭麓先生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4]。稍后，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一书，得到学家的较高评价：“作者借用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所叙所论恣肆新颖，其思绪足以表明作者之识见，而又无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心理学术语之嫌”[25]。当前，心态史研究，较之其他社会史各领域，仍相对冷门，但从其对历史关注角度的深度、研究前景的广阔以及其对史学所能产生的意义而言，心态史必将成为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 随着社会史的复兴，史学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与作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涉及到每一个领域、每一篇作品。但从以上列举，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社会史在冲击传统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为中国史学界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它异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视角、研究理念、研究方法，极大地扩展了学者的探索空间，在社会史研究视角的关照下，中国历史学得到长足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