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清政坛上，翁同和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其父翁心存曾为同治帝师，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兄翁同书、翁同爵均官至巡抚，侄翁曾源高中状元，可谓家世显赫。他本人也是状元及第，先后为同治、光绪二帝师傅，两任军机大臣，兼差总理衙门，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官高位尊。在翁同和的宦海生涯中，可说是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即使在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因慈禧太后借故罢斥恭亲王奕，搞了军机大换班而被免去军机大臣差事，但工部尚书本职仍得以保留。十年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翁同和又与奕一同入军机。大致说来，在此之前，翁同和不仅受到光绪皇帝的宠信，“每事必问翁同和，眷倚尤重”①，而且也得到慈禧太后的倚畀信赖。他两任师傅“授皇帝读”，都是慈禧太后所派，尤其是任光绪师傅时，慈禧特指明由他“一人授书”。甲午战争以后，翁同和因支持变法图强、帮助光绪向慈禧争取权力等问题，逐渐被慈禧所忌恨，1898年2月即被撤出毓庆宫授读，失去了与光绪单独谈话的机会。
    在同治期，翁同和官位升迁很快，仅从同治四年至十年的六年间，即由正六品的詹事府右中允升至从二品的内阁学士。然而，他毕竟未被大用，没有掌握什么权力。翁同和得参与政要，是在光绪朝。其间，他经管、经历的事务虽然不少，但影响大且被人注目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中日甲午战争，一是维新变法活动。就翁同和与甲午战争的关系而言，应当如何评价，还是有待探讨的问题。
    与翁同和同时及后来的人，对翁在甲午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褒贬不一，总的看贬多于褒。归纳起来，主要认为翁同和误信文廷式、张謇等名流所鼓吹对日强硬论，极力主战，终于导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全面败绩，造成很恶劣的后果。如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名流误国》说：“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同和旧傅德宗，德宗亲政后，以军机大臣兼毓庆宫行走，尝蒙独对，不同值诸大臣不尽闻其谋。通州张謇、瑞安黄绍箕、萍乡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缘出其门下，日夜磨励以须，思以功名自见。及东事发，咸起言兵。是时，鸿章为北洋大臣，海陆兵权尽于其手，自以海军弱，器械单，不敢开边衅。孝钦以旧勋倚之，謇等仅恃同和之力，不能敌。于是廷式等结志锐密通官闱，以珍妃进言于上。妃日夜怂恿，上为所动，兵祸遂开。”王伯恭《蜷庐随笔》说：“甲午之事，始于项城（袁世凯），成于通州（张謇），而主之者常熟（翁同和）也。”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九日《申报》记述翁同和被开缺回籍的缘由说得更明确：“此次恭亲王抱疾之时，皇上亲临省视，询以朝中人物，谁可大用？……皇上问：‘户部尚书翁同和如何？’奏称：‘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甲午之役，当轴者力主和议，会建三策，……对翁大司农入军机，均格不得行，惟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旦夕，不得已割地求和。外洋承此机会，德距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率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此届大司农阶之厉也。”此类说法，近人的一些论著中也时有所见。上面所举的这些记载，所述并不都属实，有些情况显然出于风闻，不可靠。但是，它们都把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失败及其严重后果的责任均归之于翁同和。这些记述、论著的逻辑是：中国海军、陆军装备都不如日本，战则必败，李鸿章“知己知彼”，主和是正确的，而翁同和则昧于形势，又误信一班放言高论的书生的意见，一味主战，并影响了光绪皇帝赞成主战。把这样一场重大战争的发生和失败都于翁同和，由他一人负责，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翁同和及“后清流”黄绍箕、丁立钧，门人张謇、文廷式等人，的确都极力主战，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但是，主战不等于“开兵端”、“开边衅”，更不能说这场战争是翁同和造成的。把挑起这场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和或其他人，实际上就是把它归之于中国。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日本侵略中国开脱罪责。
    中日甲午战争完全是日本策划、发动起来的，清政府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常识。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大陆政策”，把对外侵略扩张分为五个时期，前四期为侵略中国和邻邦朝鲜：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岛；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随后，日本政府即按此“大陆政策”对中国、对朝鲜进行侵略扩张。显然，日本为了“征服”中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而1894年，日本只不过是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制造了挑起战争的机会。东学党起义后，朝鲜政府深感惶恐，为镇压起义，向清政府“借兵”代勘平“匪乱”。日本乘机诱使清政府出兵朝鲜，并声称“我政府必无他意”。李鸿章也听信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所谓日本“别无他意”的保证，告诉“派兵一事势在必行”。他在致总理衙门电中也说：“鸿现候朝鲜文转到，拟派叶提督选派精队数百，乘商轮速往，并派海军四舰赴仁川、釜山各口援护。”②李鸿章在接到朝鲜政府“恳北洋大臣酌遣数队，速来代剿”的文书后，即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选带淮军2400多人，分三批乘招商局轮船东渡朝鲜，在牙山登陆集结。同时，照会日本外务省，“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并声明“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③怂恿清政府派援兵赴朝，是日本政府设下的外交骗局。李鸿章派兵入朝，正中了日本设下的挑起中日军事冲突的圈套。日本以此为借口，陆续派兵入朝，达到4000多人，占据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海军军舰8艘控制了仁川等海口。
    当中日两国陆续派兵赴朝时，东学党起义已“平息”。中国政府按原议提出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的方案，同时命令正准备增授的后续部队停止出发，并电令在朝清军向牙山集结，准备订期内渡回国。但是，日本决心挑衅，不仅拒不撤兵，反而命令驻扎仁川的日军开进汉城，把朝鲜政府置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并继续增兵入朝。到8月底，侵朝日军已达七千多人，多倍于清军，占有优势。战争迫在眉睫。
    以上事实说明，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朝鲜东学党起义，给日本以诱使清政府派兵赴朝的机会，以制造挑动中日军事冲突的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