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主张。翁同和为主战派代表，李鸿章为主和派代表。他们的支持者分别为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究竟怎样评价战、和的是非，是否求和战争就不会爆发，是否因翁同和等人反对求和而误国，战败的责任谁负？这是需要辨明的。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掌握着军事、外交大权。面对紧急的形势，李鸿章没有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守，而是企图在外交上依靠西方列强的折冲调停，迫使日本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军，以此来保持和局。他先是认为俄国向来注意向朝鲜攫取利益，必然不让日本为所欲为，于是请求“俄国出面调停此事，以迫使日本立即与中国同时在朝鲜撤退军队。”④他还向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表示：为了报答俄国的“效劳”，“中国正式承认，俄国具有与中日两国共同解决朝鲜内部组织问题的权利。”⑤俄国为了不让日本在朝鲜建立独占势力，甚至攫取这个半岛，也曾接受李鸿章的请求，照会日本政府，劝告它与中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李鸿章几乎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以俄制日”的外交上，他在致总理衙门的电中说：“喀使奉该国复电，即令巴参赞来告，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令议善后办法。如日不尊办，电报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⑥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了俄国的建议。俄国政府从它自己的利害关系考虑，不愿直接“卷入朝鲜纠纷”，对要求日本从朝鲜撤兵只是所谓“友谊的劝告”而已，当它的建议遭到日本拒绝后，也就不了了之。李鸿章所寄予的希望，便成为泡影。
    当俄国在进行干预时，英国为阻止俄国插手，也出来进行调停。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出面斡旋，促使总理衙门大臣奕劻和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谈判。然而，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实际是帮助日本迫清政府对日让步。日本为了发动侵华战争，也需要得到英国的支持。7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清政府，拒绝双方同时撤兵，并指责清政府“有意滋事”，使和谈破裂。7月18日《日英通商航海条约》签定后，日本得到了英国的支持，就迅速下达了作战令，挑起侵华战争。
    上述的事实表明，李鸿章和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等人从6月20日左右至7月18日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依靠俄国、英国出面调停，没有做任何军事上的准备，贻误了时机。而日本则加紧进行战争的部署，还在7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电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说：“英国在北京之调停已告失败，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只要在不招致外国过分非难的范围内，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⑦7月17日，日英订约第二天，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并制定了作战计划。7月21日，大鸟率日军包围朝鲜王宫，囚禁国王，并矫诏“委托”日军驱逐驻扎牙山的清军，挑动战争。面临紧急情况，在光绪皇帝催逼下，李鸿章才不得已派兵增援，已经是缓不济急了。
    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了清政府往朝鲜增援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击沉租用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清军一千多人壮烈殉难。30日，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声明日本首先开战。李鸿章等人对日本退让求和，并没感动日本侵略者，避免战争的爆发。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李鸿章等人一心寄希望于俄、英调停，没有积极备战，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事实上，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止，清政府对日交涉是由李鸿章、奕劻等主和派主持的。7月17日，礼部侍郎志锐的奏折中指出：“近日证以传闻，参诸洋报，皆言北洋大臣李鸿章与译署大臣主持此事，一味因循玩误，辄借口于衅端不自我开，希图敷衍了事。……今日人之据朝鲜，以四条挟我，俨然有开衅之心。我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弥衅之端。不然，则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他还指出：“综计中日交涉以来，于台湾则酬以费，于琉球则任其灭；朝鲜壬午之乱，我又代为调停，甲申之役，我又许以保护。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养痈贻患，以至今日，夷焰鸱张，贪婪无已，一误再误，则我中国从此无安忱之日，可不虑哉！”⑧志锐是帝党、主战派，他在奏折中对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对日本的“因循玩误”，“敷衍了事”，步步妥协退让。不作军事准备，以致“我退而彼进，虽欲求无衅不可得也。”提出了批评，是符合事实的，不能说是苛责和无理要求。他认为如果能“急治军旅力敌势均”，则“转可为弥衅之端”，也不是不负责任的“放言高论”，而是切合实际的。志锐上奏折的这一天，正是李鸿章等人依靠西方列强干预落空的时候，也是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的日子。这也说明这场战争根本不是翁同和等主战派制造出来的，胡思敬等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实之辞。但是，当代的研究者竟然不加考订辨析，随意依据这些不属实的记述来立论，同样把这场战争的责任归于翁同和等人，是不严肃的。
    事实上，在日本侵华的整个过程中，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都不是因为中国有人主战而起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步步退让，妥协求和，而日本得寸进尺，为实现其征服中国的野心，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华战争。妥协求和的结果，不仅没有能够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换来的是日本武力侵占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是付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的武力侵占。究其实，在近代中国，所谓“主战”，都不是中国方面主动挑起战端，去打人家，而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下被迫抗战。如果主张抵抗也受到指责，那就连基本的是非都没有了。
    指责翁同和等人主战误国的人，有一个理由是认为中国的“海军弱，器械单”，不如日本，战则必败。李鸿章也是这种论调，他尤其强调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快舰不敌”，“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因此，只能“保船制敌”。⑨黄海海战后，他进而提出“避敌保船”，更表现出对日本侵略者的畏惧。北洋舰队与日本舰队相比，航速、射程确实不如，但并不是绝对劣势，镇远、定远两艘七千多吨重型铁甲舰却使日本人望而生畏。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沉毁四艘，而日本舰队包括旗舰松岛在内的各艘军舰，“或受重伤，或遭小损，业已无一瓦全”。日本舰队无力再战，首先退出战场逃避，北洋舰队还尾追了一阵才返回旅顺。黄海海战在近代世界海战史上其规模罕见，北洋舰队虽损失不小，而日本舰队也遭到很大打击，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李鸿章强调的“避敌保船”，黄海海战后让北洋舰队呆在威海卫港内，终于全军覆灭。北洋舰队不是因迎战敌舰被消灭，而是躲在港内“避敌保船”被消灭的。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原因不止一端，与军备相对落后于日本固然有关，但根本的是清政府的腐败，军队士无斗志，将领大都怯懦畏敌，贪生怕死，甚至闻风而逃，即使武器精良，也免于失败。黄遵宪在《乐沟行》诗中写道：“两军各唱铙歌归，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黄诗说出一个道理：“有器无人终委敌”。以投入战场的主要部队淮军而言，其腐败情状，朱克柔在所作的《拟白香山新乐府》中有形象的描绘：“‘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时北洋谚辞如此）。四脚脱如非，还恐被追攫。……制敌不在斗，与斗何如走。”⑩还在20年前，赵烈文在他的日记中就记载了光绪元年淮军腐败的情况：“淮军驻津者，皆令赴海滨屯田。兵勇虽来自田间，而逸乐已久，不甘劳苦。又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帜、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其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每哨仅十余人，将弁利其虚伍，以为干没，闻之可为寒心。自军务消息，合肥公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损创善堂及宦海幕客，或瞻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营中赞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武人多获穹爵，其巧捷者，知头衔无益，而欲求补署，非联络要津不可，故悉力以奉承上心。顾坐营无掠夺之利，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当此海疆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赵烈文是很有见识的人物，他见到淮军的腐败和李鸿章的“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担忧海防不可恃，不幸而言中。李鸿章本人其实也是“巧宦”，他和淮军将领都干着朘削、干没、勒派等勾当。据梁士诒说，甲午之役李鸿章离北洋大臣任赴日本议和时，淮军钱银所尚存有白银八百余万两。当时清政府财政拮据，军费困难，而李鸿章手上还掌握这样一笔巨额款项，却在叫喊无钱添置军备，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另外，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还因为李鸿章本人企图依靠俄、英等国的调停，不作战守准备，军事上失去适时把握的时机，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主张抵抗，而是由于妥协求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