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翁同和等主战派主张抵抗日本侵略、反对妥协求和，无疑是对的。但是，主战派大都是翰苑、台谏，有些是“清流”中人，他们对外部事务不甚了了，对内部事务也缺乏实际经历，喜欢放言高论，却拿不出切实有效的办法，顶多也只能提出如“联英、德以御倭人”一类实现不了的建议。10月7日，由文廷式领衔、翰林院38人联名所上的奏折，即提出：“此时倭人得志，势将不利于英；法人与其兵谋，德国亦所深忌。故闻英人颇有借端与倭开衅之志，兵船五十余号尽集南洋。德人亦特厚于我，凡将弁之效力于中国者，其主皆特赏宝星，又任中国购买军火，藉资御敌。”他们认为英德两国“卫我即所以自卫”，只要给予“大约不过二千万金上下”的兵费，就可以“使伐倭人”。（11）这些说法，有的是属于不是事实的风闻，有的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缺少认识，有的则是一厢情愿而已，都表现出这些翰林学士对国际事务太不了解。前面曾谈到奕劻、李鸿章依靠英国调停落空，然而三个月后文廷式等人却提出联络英国以伐日本，同样也是实现不了的。所不同的是，奕劻、李鸿章是依靠英国求和，文廷式等人则是要利用英国对日本作战，然而此时英国与日本早已订立了条约。
    翁同和为什么主张对日作战，有一些当时人的笔记和现代研究者的论著中认为，是“不很光明的心理状态存在，即是欲借此以与李鸿章为难”，“久怀宿怨，屡待报复，李鸿章不欲战而迫之速战”。这就是说，翁同和的主战是为了借此对李鸿章报复私怨。一般论述都认为翁、李之间关系不好，翁同和有无借机报复有待探讨，但把对待这场重大战争的和战问题归之于个人之间的恩怨，未免过于简单化，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仅就翁同和的主战予以概括地阐述。
    翁同和的主战，不是甲午战争时才如此，而是他一贯的主张。这就需要涉及清流派。翁同和是清流的领袖人物之一（前清流的首领是李鸿藻，后清流的首领为翁同和，也有认为翁是前清流南派的首领），而清流派不论是前清流还是后清流，都是主张积极筹备战守，抵御外敌入侵，抨击对外妥协、卖国。1879年崇厚未经清政府同意，在沙俄的胁迫下，擅自与其签定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骇然”，舆论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允约与改约的分歧。李鸿章主张批准条约，“徐图补救”，认为“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12）清流派支持左宗棠的改约主张，反对批准这个危害中国的条约，主张重治崇厚罪，遣使改订条约。翁同和也是主张备战，重开谈判，“据理争回”。无疑这表现出翁同和等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斗争下，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派曾纪泽与沙俄交涉改订条约。尽管改订后的条约仍是不平等条约，但在界务、商务方面毕竟争回了一部分主权，使沙俄把已经吞下的中国领土又吐了出来。19世纪80年代，中法越南交涉和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也是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认为“越人以和亡其国”，主张抗击法国的侵略。翁同和积极支持刘永福黑旗军的抗法斗争，支持主战派要求抵抗法国侵略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时，清流派仍然继续其抗战的主张，反对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求和、不筹战备。翁同和的主战并不偶然，他体现了清流派对外思想的基本点。而甲午战争时也还夹杂着帝党与后党的权力矛盾等问题。从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而言，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对的，而一味妥协求和、不积极筹战备战则是错误的。这里有是非问题，不能把它简单归之于翁、李之间因个人宿怨而以迫战为报复。
    就个人素质而言，翁同和虽身居高位，但不是一个有见识、敢于有为的政治人才。在一些记载中，认为他喜欢联络名士，以“巧妙用事”。王伯恭《蜷庐随笔》记潘祖荫、翁同和两尚书事说：“光绪中，吴县潘伯寅、常熟翁叔平两尚书皆以好士名。潘公龂龂无他，尤为恳到，翁则不免客气。潘公不好诣人，客至无不接见，设非端正人士，则严气正性待之，或甫入坐，即请出。翁则一味蔼然，虽门下士无不答拜，且多下舆深谈者。此两公之异也。潘公尝向吾言：‘叔平虽为君之座师，其人专以巧妙用事，未可全信之也’。已而笑曰：‘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又曰：‘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庚寅冬，潘公薨于位，翁旋为军机大臣。戊戌罢官，潘公之言竟验。”潘祖荫与翁同和系世交，他对翁的评论，当不是妄言。在荣禄于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便条中，对翁同和也有类似的说法。便条中说：“常熟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意（议）者；其误国之处，有生于济南（宁），与合肥可并论比。合肥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刻与其共事，向于无日不因公事争执。而高阳老矣，又苦于才短，事事为其欺朦，可胜叹哉！”（13）荣禄与鹿传霖私交很好，便条所说为“私房话”，不仅对翁同和，对李鸿章、孙毓汶都有贬斥，其中虽不无荣、翁之间的个人恩怨，但不能说是无中生有。荣禄用的“奸狡”与潘祖荫用的“巧妙”，有轻重之别，而根本点是一致的。从一个久历官场而面对着派系矛盾纷争的官员来说，这也不奇怪。
    人的思想性格往往是多面的、复杂的，不那么单一。翁同和的为人“巧妙”只是一面，他还有非“巧妙”的一面。平壤、黄海战役后，慈禧太后打算求和，命翁同和往天津与李鸿章商请俄使调停，翁同和拒不受命，辞以“臣以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而为举世吐骂也。”慈禧不得已，改为“诘问”淮军败状。（14）翁同和敢于当面顶撞慈禧，反对求和，亦属不易。另据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所载：“富顺宋芸子太史育仁《哀怨集》自注云：‘甲午之役，合肥为朝士所排，常熟密查，覆奏其心无他，乃以大学士入阁办事。余自使间归，见常熟不禁伤瘁，叹曰：栋折榱崩。言未既，常熟曰：我执其咎’云云。是文恭公亦以甲午战事自承，不委过于人。”（15）如此说来，翁同和的人品亦足称道，上述所谓迫李鸿章战以为报复宿怨的说法似未可置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