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僭主”提供神学依据
    韩赵魏三家瓜分晋正式成为诸侯，是在公元前403年，乃作者亲睹之事实。当时魏最强大。 魏文侯师事孔子弟子子夏等，用西门豹治邺，以著名军事家吴起守西河、拒秦韩，用李悝作 尽地力之教，鼓励耕作，“贤人是礼，国人称仁”[4]。魏是《左传》成书之时天下最强国 之一，战国前期曾一度霸诸侯。就《左传》作者所眼见形势看，魏当是诸侯中最有光辉前途 者，因此他对魏抱有很大期望，所以分晋的三家中，预言主要指向了魏。
    《左传》关于魏的神谕有两条，第一条是：“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毕万为右，以 灭耿、灭霍、灭魏。还，……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 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 ，其必有众。”人名地名，都成了毕万之后必将昌大的谶语。卜偃认为，“万”是个满数； 魏，是高大意。天子统治百姓之数称兆民；诸侯统治百姓之数称万民。封地高大与象征着诸 侯之民的满数相随，所以毕万之后必将得众。第二条是追记毕万始仕晋时的占卜：“初，毕 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 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 ，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辛廖认为，毕万筮得的《屯》变成《 比》之卦是公侯的卦象，因为屯坚固，比，进入，而屯卦震下坎上，比卦坤下坎上。震为车 、为足、为长男，坤（即土）为马、为母，坎为众。所以，从卦象上看，震变成了土，就是车 子跟随着马，两足踏于其处，有兄长的抚育，母亲的保护、大众的归附，能集合众民固守之 ，有惠有威，能生能杀。因而是预示着毕万之后代将来必将回复到其祖先毕公高的地位，成 为 诸侯。
    此二则预言均记于公元前661年，距魏分晋的公元前403年尚有258年。即《左传》暗示：毕 万 子孙必将成为诸侯的命运是早在两个半世纪之前天命就定好了的。若参照《庄公二十二年》 的“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对田氏未来取代齐 国的卜筮结果，再参照《闵公二年》的“季氏亡，则鲁不昌”，“同复于父，敬如君所”等 对鲁季氏的神学预言，便不难见出，《左传》为“僭主”制造神学依据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 。当然，这些预言不一定就是作者编造的，或许有原本就在历史上流传的，但作者把它们郑 重其事地写进史书，并且让它们与未来的历史发展形成因果对照，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英 国历史学家卡尔说：“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 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 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5]《左传》让战国时代先后取代了或背 叛了自己国君的僭主的祖先以种种天命预言登台表演，并对此进行渲染和夸张，其主观意 图无非是：这些僭主行为是上承天命的，他们不过是执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上 天命令而已。而这也是作者以“天德合一”思维解释历史的一个必要步骤。
    三、为“僭主”提供道德依据
    《左传》为三家分晋提供的道德依据主要是从三方面进行的，一是晋公室德衰；二是诸大 族强横自蹈覆辙；三是三家德盛。
    下面分而述之：
    1.公室德衰。《左传》首先认为，晋公室之衰主要在于公室自身的道德缺失。昭公三年作 者借叔向之口云：“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政在家门， 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谗鼎之铭曰：‘昧旦不显，后世 犹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这里，叔向提出了晋公室卑微的原因：君主道德堕落、腐 朽不堪；不知恤民，只知享乐；军备废弛，民不聊生；“民闻君命，如逃寇仇”，已失去统 治基础。
    为了表现公室德衰，作者在写国君为收回权力而与强卿权臣的矛盾冲突中，采取了贬君扬 臣，将不义归于君的作法。最明显者是对晋厉公被弑的态度。《成公十七年》载：“晋厉公 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杜注：“外嬖”为“爱幸大夫”， 所言甚是。观下文“胥童以胥克之废也，怨郤氏，而嬖于厉公。”“郤犨与长鱼矫争田 ，执而梏之，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既，矫亦嬖于厉公”等，厉公外嬖系指胥童、长鱼矫等 人。晋厉公时，执政之中军将为栾书，然此时大族尤其是三郤等亦横甚。童书业说：“晋 厉公为一颇图自强之君主，晋国霸业至厉公时已发展至顶点，然衰运亦萌芽于此时。”并认 为，所谓“厉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是欲集权于君，“使是计划告成，则晋国可能于 此时逐渐转入中央集权官僚制度。”[6]童说有理。鄢陵战前，范文子不欲战，屡发警惧之 言：“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7]鄢陵战胜， 范文子又使祝宗乞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惟祝我，使我 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7]因范氏亦为强族，范文子想以自己的死来免除全族之 难。即他已看出晋厉公在外靖楚患之后，有内图卿族之志。故而试图以楚牵制厉公与群臣和 睦相处。盖范文子亦是以卿族大夫立场出发，欲维持若干大族轮流执政局面。但在外事上 已大获成功的晋厉公不满于长期受强卿大族控制，急欲收回权力。“用其外嬖”是欲建立新 的权力结构，以改变栾郤等大族由于长期处于权力中心而造成的势强逼君的局面。但《左 传》对厉公此举的非议和不满溢于言表，用“侈”、“骄”等词描状，而对弑君之栾书、中 行偃则未多加指责。实际上是把君臣矛盾的责任都归之于国君了，以此作为公室衰微的一个 道德原因。其实，晋厉之所以集权未成反遭杀身，就是因为卿族势力强大。诸强卿利益攸关 ，他们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国君削权问题上利益是一致的，故而共同反对厉公。所以 后来悼公改变了方式，提拔一批新人，同时重用旧卿族以安其心，在卿族间搞平衡，分散强 族权力，是以有所成就。总之，晋厉公集权的失败，究其实质说不是道德上原因，而是策略 上 兼认识上原因，使集权未能贯彻到底。面对尚有栾氏等权重势横大族之逼，先自“不忍” 除之[7]，结果反遭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