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贬君扬臣倾向在赵盾与晋灵公的矛盾中亦可见出。《左传》极赞赵盾的德能才干，极 斥灵公之骄奢，对赵盾蒙弑君之名极口称冤等等，都表现了作者为晋公室衰落而终至被分所 寻找的君主所应负的责任。
    2.某些强族过于骄横自蹈覆亡之辙。韩、赵、魏三家的对手不仅仅是国君，还有为数不少 的大族。春秋初年，晋献公感到“亲以宠逼”，用残忍手段全部消灭了桓庄之族，终于集权 中央。骊姬之初，又于神前诅畜群公子，自此晋无公族。及成公即位，又“宦卿之嫡而为之 田，以为公族；又宦其馀子，亦为馀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馀子、公行。”[7 ]正因为此，晋文公之后再无公室之乱，但异宗异姓大夫渐强。这些大族多立于春秋前期， 主要有狐、先、郤、胥、栾、羊舌、范、中行、知、韩、魏、赵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大 族数量渐次减至十族、九族、七族、六族、四族、三族。大约每二三十年有一次灭族。《左 传》在叙述诸大族之亡时，除个别者外，都较充分记录了他们道德上的过失。以栾氏之亡为 例 。《襄公十四年》记：
    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晋侯待于竟，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郑司 马子蟜帅郑师以进，师皆从之，至于棫林，不获成焉。荀偃令曰：“鸡鸣而驾，塞井夷灶 ，唯余马首是瞻！”栾黡曰：“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乃归，下军从之。… …伯游曰：“吾令实过，悔之何及，多遗秦禽。”乃命大还。晋人谓之迁延之役。栾针曰： “此役也，报栎之败也。役又无功，晋之耻也。吾有二位于於戎路，敢不耻乎？”与士鞅驰 秦师，死焉，士鞅反，栾黡谓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来，是而 子杀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将杀之。”士鞅奔秦。
    按：栾氏是晋靖侯之后，晋公室远宗疏族。晋文公时有栾枝，城濮战中将下军。晋景公十 三（公元前587）年，栾枝之孙栾书将中军执政。晋厉公六（公元前575）年，栾书指挥晋楚鄢陵 之战，大胜，次年，厉公欲杀三郤，栾书对郤至的构陷对厉公下决心诛杀三郤起了推波 助澜作用。三郤死，栾书荀偃又共弑厉公。由此可见，栾书在厉公朝之专横。栾书死，子 栾黡为公族大夫。从上段引文可见，此时栾氏虽不居正卿位，但依然专横。此次伐秦之役 ，荀偃为中军将执政，栾黡仅将下军，他竟违抗中军之命，擅自率下军东归，迫使荀偃不 得不命全军撤退，使这一集合多诸国的战争毫无结果。事后，栾黡又将弟栾针单骑入敌而 死的责任嫁祸于士鞅，逼迫士匄驱逐其子。作者认为，栾黡的骄横是栾氏灭亡的主要原因 。故而在同一年（鲁襄公十四年），通过逃亡到秦的士鞅之口，对栾氏灭亡之因作了总结性论 证：
    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 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 没矣，而黡之怨实章，将於是乎在。”秦伯以为知言，为之请于晋而复之。
    武子即栾黡之父亲书；栾盈，即栾黡之子。士鞅认为，栾氏必先亡，因其太骄横暴虐了 ， 但同时又认为，栾黡虽然骄横，但却可以免于祸难，祸难要在栾黡那德行无缺的儿子栾盈 身上产生，其原因是栾黡尚承受着他父亲栾书布于百姓恩德的余荫，而栾盈则要蒙受他父 亲栾黡恶德所招致的怨恨。这显然是事后对骄横的栾黡没遭祸难，而具备“好施、士多归 之”[7]美德的栾盈却灭族身亡的纯粹的道德上解释；或者说，是道德决定论运用栾氏灭亡 时的自圆其说。作者详录了这个对话，其赞许和倾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3.挖掘三家美行，与未来得国联系。如《昭公二十九年》记：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 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 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 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 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按：在铸刑鼎问题上，《左传》表现了明显的保守性。《左传》与孔子、叔向等人的立场 一致。《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叔向就发了一大通议论：“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 辟 ，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弗 可为矣……”认为把刑法公布出来破坏了西周以来的法度。按叔向说法，西周是本无固定刑 法的，即“临事制刑，不豫设法”[8]的；或即使西周后期有“九刑”，也“似不公布之于 民”[6]的。因老百姓知道刑法内容后，就会丢弃礼义而征引刑书了，对上边就不恭敬了， 就不好治理了。所以，这里《左传》把铸刑鼎当作无德之事与家族的兴亡联系起来，认为主 其事者范氏中行氏将亡。显然，这种联系是牵强的，且不说铸刑鼎公布法律对贵族具有一 定程度的限制作用，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进步措施，只能有助于家国之兴。单单说《左传》所 联系的人上，也有问题。此次晋铸刑鼎时正是魏献子执政，铸刑鼎此等大事，正卿焉能不知 道，蔡史墨不说魏氏将亡，何也？另外，直接“赋晋国一鼓铸，以铸刑鼎”的是赵鞅、荀寅 ，范氏没有参与，只不过刑鼎的内容是早已死去的范宣子所定的，死人应负什么责任呢？史 墨说范氏将要灭亡有什么道理呢？赵鞅、中行寅在铸刑鼎问题上责任一样，为什么偏偏“中 行氏其亡乎”，而赵氏则是“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呢？显然，蔡史墨之言，均是根据 事后的历史结局而重新建立的道德联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为赵氏、魏氏开脱的明显用心 。
    这种挖掘三家美行以作将来得国依据的事例还有不少。如《昭公二十八年》记：晋祁胜与 邬臧通室。祁盈……遂执之。祁胜赂荀跞，荀跞为之言于晋侯。晋侯执祁盈。祁盈之臣曰： “钧将皆死，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乃杀之。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 ，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上文中祁胜、邬臧，杜注：“二子， 祁盈家臣。”即祁盈家臣祁胜与邬臧相互与对方的妻子通奸，对此淫纵行为，祁盈欲以家法 惩治。祁胜通过贿赂荀跞向晋侯讲情，不但没有被讨，相反却使想整治他们的祁盈被杀，并 使 祁氏灭族。羊舌氏之叔向之子杨食我因与祁盈同伙，也遭灭族之运。
    这件事处理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此时正是韩起执政。据《左传》上面的叙述似乎韩起 未参与此事。但《左传》接下去则云：“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 县 ，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 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人，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大夫，赵朝为 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又可见，韩宣子，魏献子实是此事件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史记·晋世家》云“晋之宗家祁傒孙、叔向子、相恶于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尽灭 其族 ，而分其邑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晋益弱，六卿益大。”笔者以为，《史记》之说颇得 韩魏及其他四家之本意，颇中这次灭族事件之实质，即这是韩魏借祁氏家族内乱发难以翦除 公族势力而走向篡国夺权的一个有计划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