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学者、史学家钱大昕（1728-1804），自幼善于读书、学习《十三经注流》及唐以前子、史、小学，皆能推而广之，错综贯通，发古人所未发。又有兴趣于算学，研习中国传统历算，参酌西洋历法，对中国古代历法中的错误有所驳正。钱大昕研精经史，对于文字、音韵、训诂、历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等等，亦了如指掌，然而对释、道二家之说则持反对态度。钱大昕学识渊博，著称于时，与同代的著名学者惠栋、戴震、段玉裁、邵晋涵、王鸣盛、姚鼐、顾广圻等人都有交往，相互切磋学问。由于钱大昕认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注：《潜研堂文集》卷三五《答王西庄书》。）所以，他能率直、 平和地指出他人的不足、错误，阐明自己的看法，这样做有助于形成学术争鸣的良好气氛，对学术的繁荣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钱大昕一生多有著述，据《清史稿》卷四八一本传记载，其主要著作有《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潜研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研堂金石跋尾》二十五卷、《十驾斋养新录》二十三卷等等，并且参与修撰《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从以上著述不难看出，钱大昕所涉学术领域广泛，尤其在史学方面卓有成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取得史学成就的同时，在历史文献学方面亦有累累硕果。
    一
    钱大昕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有个明显的特点，即与史学研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或是为研究史学而先发，或是因史学研究而后出。
    ①客观地看待历史文献。钱大昕认为现存古代文献是经过长期优胜劣汰而保存下来的，一般地说是比较有价值的。他说：“周秦汉唐之刻传于今者，皆工妙可爱，世人震于所见，因叹古人事事不可及。予谓字画有好丑，鐫手有巧拙，古人讵大异于今。顾其丑且拙者虽讬之金石终与草木同腐，神物所护持，必其精神自能寿世，故非古迹之皆工，殆非工者不能久而传尔。”（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郭允伯金石史序》。）钱大昕认为能保存下来的多是文献精品，所以他对于金石文字尤为重视，他称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而宋代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犹多。钱大昕说：“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关中金石记序》。）尽管钱大昕认识到金石文字之可宝，注意到前人整理金石文字所取得的成绩，但从自己集录金石文字的过程中看到，随着时代的变化，对金石文字的看法以及对它的整理也应有发展，不能一味泥古，墨守成规，他说：“予集录金石二十余年，每见近代收藏家著录往往至唐而止。予谓欧、赵之视唐、五代犹今之视宋、元、明也，欧、赵之录近取诸唐、五代。今去欧、赵七百余年，尚守其例不变，是责唐之司刑以读酂侯之律，宋之司天以用一行之算也，可乎哉？”（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金陵石刻记序》。）然而现实中仍有些人抱残守缺，一味泥古，反而使古代典籍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其有得宋元刊本，奉为枕中秘，谓旧本必是，今本必非，专已守残，不复别白，则亦信古而失之固者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卢氏群书拾补序》。）。所以他赞赏卢文弨的做法，“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精审无误。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注：《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卢氏群书拾补序》。），对古籍采取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即充分注意到古籍本身的优势，又尽可能地发挥后世因社会进步看问题更为客观深刻的长处，从而正确地认识古籍，才能很好地整理利用古代典籍。
    ②妄改古书遗害后世。历代都有不懂古籍，而又自以为是者，故生出不少妄改之事。对此，钱大昕在研读古籍时屡有发现，如“《史记尧本纪》‘居郁夷，曰旸谷’。索隐云，《史记》旧本作汤谷，今并依《尚书》字。按，太史公多识古文，所引诸经，与今本多异者，皆出先秦古书，后人校改，渐失其真。即汤谷一条推之，知旧本为小司马辈改窜者不少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史记旧本》。）其实汤谷未必误，因《淮南子》“日出汤谷，浴于咸池”。何况《尚书》流传情况复杂，司马贞不考虑这些情况，皆依《尚书》，不免有妄改之嫌。又如“宋庆历所筑水洛城，属秦凤路，元丰所筑永乐城，属鄜延路，两城皆与西夏交争之地，而相距辽远，名目不同”（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水洛城》。）。而这分属两路、相距辽远、地名不同的两座城，在“今《涑水纪闻》中皆作永洛”，显然是被误认为一地了，那么这错误是谁造成的？钱大昕根据司马光“留心经济，且系目睹耳闻之事，不应舛讹乃尔”（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水洛城》。），所以认定，这“当是校书之人不谙地理， 辄有改易”（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水洛城》。），如此改易就是不懂装懂地妄改，既诬先人，又误后人。
    ③辨古书之真伪。钱大昕擅长历算，对于天文典籍自有旁及，今传《星经》亦在其中，他认为这是一部伪书，“不知何人伪撰，大约采晋、隋二志成之”（注： 《十驾斋养新录》卷三○《跋星经》。），指出“甘石书不见于班史。阮孝绪《七录》云，甘公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有《天文》八卷，今皆不可见矣”。（注：《潜研堂文集》卷一四《星经》。）“《续汉志·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今本皆无之，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跋星经》。）。另外，“今《星经》词意浅近，非先秦书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一四《星经》。）。而“明人刻《汉魏丛书》题云，汉甘公、石申撰，尤为谬妄，史公称齐有甘公，魏有石申，皆在战国时，非汉人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一四《星经》。）。钱大昕援引如此多的证据已足以说明今传《星经》为伪书。又如《金人南迁录》，题云著作郎张师颜撰。对此陈振孙即“疑非北人语，其间有晓然傅会者，或曰华岳所为也。近扣之汴人张总管翼，则云岁月皆抵牾不合”（注：《直斋书录解题》卷五。），钱大昕正是根据这一线索，对此书进行了具体考察，如举出“兴庆二年十一月”、“（兴庆）四年正月”、“逾月，改元天统”，而《金史》无此二年号。又举出“泰和十四年七夕，章宗为牛刀儿所弑”，然而章宗崩于泰和八年。还举出“磁王允明”、“潍王允文”、“淄王允德”，而三王俱不见于《金史》。《金史》作为一部正史是根据实录修撰的，年号做为一个皇帝在位的纪年是很重要的，史书是不会记错、记漏的，而诸王作为皇室成员也是不能忽略不计的，何况《南迁录》还记磁王曾即位当皇帝？钱大昕举的例子当然不是全部与《金史》相抵牾的内容，但与《金史》纪传“全不相应”，因此，钱大昕推测《金人南迁录》是“南宋好事者妄作”（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八《南迁录》。）。
    ④深知校书之难，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对史书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多有勘正，同时对指摘的失误亦有驳正。钱大昕在《跋石刻铺叙》中提到“秀水朱锡鬯跋讥陈思《宝刻丛编》援据不及是编”（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此书题名曾宏父撰，钱大昕认为“其《铺叙》诸石刻断手于戊申仲春，则淳祐八年也，若陈思之《丛编》成于绍定辛卯，计其年月乃在曾帖之前，何由得见而引之？”（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这样朱彝尊指责陈思不引曾宏父《石刻铺叙》就有问题，那么问题出在何处？钱大昕指出，南宋有两曾宏父，“竹坨所举名惇字宏父者”（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刻铺叙》。），“绍兴十三年知台州事者，乃空青之子，避光庙讳以字称者”（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乃是“王明清之外祖，《挥麈录》屡见其名”（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刻铺叙》。），而撰《石刻铺叙》之宏父（自号凤墅逸客）”著书在理宗祐之世，相距百余年，其非一人无疑”（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四《石刻铺叙》。）。钱大昕对朱彝尊的失误颇为感慨，“朱氏考稽号称精审，犹有此失，校书之难如此”（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然而，由于朱氏之失，后来“杭人刻《南宋杂事诗》径题此书为曾惇撰”（注：《潜研堂文集》卷三○《跋石刻铺叙》。），可见缪种流传之易，更反衬出校书之艰。宋吴缜《新唐书纠缪》是一部有影响的校勘专著，纠正《新唐书》诸多错误，但仍有未纠正或纠之有误的地方，对此钱大昕有所补正，如《新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七年（801年），嘉王运薨。而《文宗纪》开成三年八月，又书嘉王运薨。……必有一误，而吴氏《纠谬》不及焉。予考宋敏求《唐大诏令》，载宝历元年（ 825年）正月南郊赦文云，亚献嘉王运……则宝历初运尚无恙，谓卒于贞元十七年者误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本纪一事重书而年月违错》。）又如吴缜称“唐初未有麟州”（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新唐书纠缪》。），钱大昕则指出他“不知关内之麟游、河南之钜野，武德初皆尝建为麟州也”（注：《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新唐书纠缪》。），确实如此，《旧唐书》卷三八《地理志》记麟游县，“武德元年，改麟郡为麟州”。《元和郡县图志》卷一○记钜野县，“武德四年，于此置麟州，以是获麟之地，故以为名”，以上几例或辨撰者，或补正校勘之失，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都是通过充分的史实，从不同角度予以说明的，故证据确凿，勿庸置疑。
    ⑤注重版本。钱大昕了解版本优劣对典籍内容乃至学术研究的影响，他强调“经史当得善本”，而“读误书，妄生驳难，其不见笑于大方者鲜矣”（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经史当得善本》。）。钱大昕撰《汉书考异》发现《汉书》存在一些问题，或讹或衍，并一一予以勘正，如“谓《哀帝纪》元寿二年春正月，元寿二字衍文。《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孝成五人，成乡当作成都，乐成下衍龙字。……《枚乘传》凡可读者，不二十篇，不当作百。《韩安国传》梁城安人也，城当作成……”（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汉书景祐本》。）这十几处讹误，是钱大昕凭借丰富深遽的史学知识发现勘正的，然而这样做难免有臆改之嫌，所幸钱大昕“顷见北宋景祐本，此十数处皆与予说合”（注：《十驾斋养新录》卷六《汉书景祐本》。）。这结果可以证明钱大昕对《汉书》的深厚造诣，也说明善本是多么重要，它既可省去不必要的考辨，也更有可靠性。钱大昕不仅注意阅读善本，而且也精通版本鉴别，娴熟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渊博知识，考辨版本的刊刻年代。如卢学士校《太玄经》提到以前“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四《又答卢学士书》。），看来卢学士视此旧本为北宋刻本，而钱大昕不以为然，他说：“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祐，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而建炎初避思陵嫌名，始改句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注：《潜研堂文集》卷三四《又答卢学士书》。）张寔称右迪功郎，迪功郎属寄禄官，其分左右一在北宋，一在南宋，加之结衔中有干办二字，这则是南宋以后才有的，这样即可说明张寔是南宋人，其所校勘的典籍当然刻于南宋。
    由于钱大昕涉足历史文献学领域，基本上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因此他赋于历史文献学更强的学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