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考异始见于《三国志注》，裴松之称其为“或同说一事而词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注：《三国志》卷末《上〈三国志注〉表》。）。考异作为史注的一种形式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将一事的不同记载抄录下来，可以保存大量史料，便于后人更全面、客观地了解认识历史。宋代司马光撰《资治通鉴》采用考异的形式，对不同的记载加以考辨，如卷五六（灵帝建宁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是于御座上。癸巳，大风，雨雹、霹雳”，对此，《考异》列《后汉书》中《帝纪》、《杨赐传》，《续汉志》，以及袁宏《后汉纪》有关此事的记载，最后因“《张奂传》论陈、窦，荐王、李与袁《纪》相应，今从之”（注：《资治通鉴》卷五六《通鉴考异》。）。这里罗列了不同的记载，是继承了裴注考异的传统，考辨不同记载的是非曲直，决定取舍，则是司马光对考异的发展，将考辨过程记录下来纂集成《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从而考异成为一种新的史书体裁，为后世学者所袭用。钱大昕利用这种史书体裁，撰成《廿二史考异》，使考异又有了新的发展。
    钱大昕自幼好读史书，发现自史汉迄金元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虽然“欲其条理贯穿，了如指掌”，但也估计到这“良非易事”。因考虑到“夫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最终撰成《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其实早有人对史书做过检阅评点，但其间有些问题，或是抓住本非作者之諐，而皆文致小疵，则目为大创，驰聘笔墨，不计其余；或是针对撰者褒贬自任，妄生疻痏，则陈义甚高，居心过刻，强人所难。对这两种态度，钱大昕皆不取，他以为“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于是他对史书存在的两方面的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辨。
    一方面是史书在流传中出现的讹误。对这类讹误，《考异》多有指正，如卷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孝文前元年，分为河间、都洛城。洛城当为乐城，监本作洛阳，尤误。”又卷二七《陈书·高祖纪下》“二年正月，北徐州刺史唱义之初首为此职。”《考异》指出“校书者不知昌义之为人姓名，妄于昌旁加口，又增一初字，浅陋可笑”。《考异》指出传本有误，或进而求得致误的原因，这些内容显然属于校勘的范围，这与裴注的考异不同，与司马光的《通鉴考异》亦不同，又扩大了考异的领域，而且也继承利用考异“以备异闻”的传统，列出不同本子的异同，如卷五《史记·太史公自序》“戹困鄱薛彭城。《汉书》鄱作蕃。”卷二七《陈书·沈炯传》“字礼明。《南史》作初明。”这不同的字词多涉人名、地名，既不能武断地判其是非，而又关系到史实记载的客观与否，并列异同较妥。《考异》对异同不仅仅是罗列，也有积极地探讨，如卷四《史记·鲁周公世家》“作《禾》”，本源自《尚书序》，但又不同，《考异》究其原因，曰“《书序》为归，归有音。《论语》‘泳而归’，‘归孔子豚’，‘齐人归女乐’，皆读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发现史书的错误主要不是靠本子对校，而是通过史实考辨，如卷三二《周书·杨忠传》“乃拜总管幽、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泾州剌史。案幽州与泾绝远，当是豳字之讹。”泾州在今陕西，幽州在今河北，确实相距遥远，泾州刺史之权力难以顾及，而豳州距泾州不远，幽显然为豳之误。又如卷四《史记·管蔡世家》“卫使史言康叔之德。据《左氏传》乃祝，非史也。两人同字子鱼，因而传讹。”《左传·定公四年》记蔡昭侯十三年与卫争长，“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其下记祝语则用子鱼曰，与《史记》所言同指一事。钱大昕根据《左传》的记载发现了错误，并指出致误的原因。还有一些错误是根据通例发现纠正的，如卷一六《三国志·马超传》“右扶风茂陵人。案两汉书例，唯官称左右，若称人籍贯，但云冯翊、扶风而已。此传云右扶风茂陵人，《法正传》右扶风郿人，两右字当省。又卷三一《北齐书·文苑传》“樊逊，本若龙驾虎服，此虎字后人追改。下文‘雕兽画龙’之兽，亦本虎也，校书者又不能改。”《北齐书》作于唐朝，当避唐讳，这是通例，不避讳即误，为尊重历史，后人不当追改。何况追改难免遗漏，就会产生不必要的歧义。钱大昕勘正史书的讹误，不论是以史实考辨，还是根据撰史的通例，都从研究史书的角度作了充分的考证，因而使校勘更富有学术性。
    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史书撰述本身的，但这类考异既不限于不同记载的罗列，也不限于考定不同记载的是非曲直，几乎涉及史书的方方面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记载不合史例。撰史一般都遵循一定的义例，但也常有违例者。如卷一七《三国志·虞翻传》“耸，越骑校尉，累迁廷尉，湘东河间太守。昺，廷尉，尚书、济阴太守。案，河间、济阴二郡，不在吴封内，盖入晋以后所授官也，于史例不当书。”据裴注引《会稽典录》言，虞耸在吴历清官。入晋，除河间相”。言虞昺归顺晋，“在济阴，抑强扶弱，甚著威风”。耸、昺乃虞翻之子，附于翻传，故在晋的经历不当入载。
    ②立传不当。正史立传是有标准的，但不符合标准者亦不鲜见。卷二一《晋书·阮籍传》“景元四年冬卒。嵇、阮殁于魏世，又非佐晋创业。如魏荀彧、宋刘穆之之比，系之晋史，义例安在。景元乃魏元帝曹奂的年号，嵇康亦死景元中，所以阮、嵇当为魏人，何况《三国志》已有传，《晋书》不应立传。又荀彧死于东汉建安十七年，《后汉书》有传，《三国志》不应立传。刘穆之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是晋人，不当入《宋书》。
    ③记载有误。卷二六《梁书·萧子范传》”其年，葬简皇后，使与张缵俱制哀策文。今以缵传考之，其时缵未能还都，无缘有制文事。“据《梁书·太宗王皇后传》载，简皇后王氏薨于太清三年三月，大宝元年九月，葬于庄陵，诏金紫光禄大夫萧子范为哀策文。而《张缵传》及《萧詧传》皆记张缵于太清二年被萧詧所杀，所以张缵不可能在大宝元年为简皇后撰哀策文。
    ④史料不审或不全。卷二七《南史·简文诸子传》“汝南王大封。魏剋江陵，遇害。……《北史·萧大圜传》云……周保定二年，大封为晋陵县公，是江陵陷后，大封初未遇害。……盖延寿杂采它书传闻异词，彼此多不相照。”《南史》《北史》同出李延寿手，同一人在两史中记载矛盾，当是不详核史料所致。又如卷一一《后汉书·第五伦传》“臣愚不足採。文章未完。”这是第五伦劝成风德的上疏，结尾应该是谦恭而委婉的恳求皇帝予以采纳，不会称“愚不足採”，钱大昕称此疏未完是有道理的。
    ⑤内容重出。卷二○《晋书·五行志上》“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涛水入石头，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胔相望。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涛水入石头，漂没杀人，大航流败。按，元兴二年之明年，即三年也。庚寅后己丑止一日，盖一事而重出耳。”检《晋书·安帝纪》“（元兴）三年春二月，帝在寻阳。庚寅夜，涛水入石头，漂杀人户。”可证确有其事，故《五行志》记载重出，而且是在如此短的篇幅内，其疏忽程度可见一斑。另外，对有些实际上也是重出的情况，则提出建议，如卷一○《献帝纪》“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自是岁以下百一十五字，又见《董卓传》当删彼存此。”上述兴平元年事入《董卓传》，此时董卓已死，继述李傕、郭汜事，而李、郭事与此关系不大，此事既入载《献帝纪》，此处可删。
    ⑥因曲笔而不实。卷三五《南史·宋本纪下》“明帝。泰始元年，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举兵反。按湘东弑君自言，子勋举兵讨之，义也，当时朝野具有公论。明帝谓蔡兴宗曰，诸处未定，殷琰已复同逆。兴宗曰，逆之与顺，臣无以辨。萧惠开自益州至都。明帝问其故，惠开从容曰，臣唯知逆顺，不识天命。此斯民之直道，百世不可揜者也。《纪》书子勋举兵反，其党皆云同逆。并据《宋书》旧文，事隔数朝，不当犹徇曲笔。”沈约虽为梁人，但曾在宋时为官，撰《宋书》不免有所迴护，为尊者讳。然而，唐李延寿撰《南史》，是重修一部史书，不应照搬原文，更不应有意识地循其曲笔。
    ⑧指出注释之误。前四史有注释，对其中的错误，《考异》多有论及。卷三《史记·河渠书》“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汉志》闾作虑，虑、闾以音同借用。辽东无虑县以医无闾山得名是也。此闾字亦借为忧虑之虑。裴骃解为州闾，非是。”《汉志》颜师古注：“虑，犹恐也。”联系上文“瓠子决兮将奈何”，恐怕都变为黄河比州闾都变为黄河更恰当。
    钱大昕《考异》对二十二史的研究远不止此，为理解史书，对有些内容加以解释，如卷三一《北齐书·袁聿修传》“出除信州刺史，即其本乡也。”钱大昕要解释本乡即本地为官，然袁聿修称陈郡人，于是又解释了陈郡即信州及其沿革变化。还为史补阙，卷六《汉书·武帝纪》“六年，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攜、沈黎、文山郡”。钱大昕在案语中指出，《汉书》之纪、志均不言沈黎郡何时省并，而《后汉书·西南夷传》则记载此郡于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可以此记载补《汉书·武帝纪》之阙。钱大昕对于自己尚难解决的问题，则列出来阙疑，如卷二四《宋书·谢灵运传》“两通沼。字不见字书，访之通人，亦无知者。”希望引起注意得以解决。李慈铭《宋书札记》云：“必非误字。盖当时吾越方言也。”除此之外，还有对历法、地理的翔实考证等等。考异开始作为一种注史的形式，只是罗列异文，发展到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即以考辨的是非曲直以判对史实的取舍，进而成为史书的一种体裁。而钱大昕运用考异这一体裁，既利用改造其罗列异文的基本特点，发现史书在撰述、流传中产生的讹误和疏漏，又一一加以考辨，指出致误的原因。其形式灵活，覆盖面广，便于对史书的全面研究，并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某一专题提供线索。钱大昕发展利用考异，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