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是晚清汉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谨守乾嘉汉学的治学门径，在经学、诸子学、小学等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本文拟从“尊荀”这一角度，来探讨俞樾的学术和思想特色，以期弥补史学界在这方面的阙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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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对荀子的尊崇，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注重对《荀子》的研究。这首先表现在俞樾的《诸子平议》一书中。该书以训诂考据为主，共35卷，囊括先秦至西汉诸子14家，其中《荀子平议》4卷，占全书的九分之一强， 而卷数超过《荀子平议》的只有《管子平议》，为6卷。在《荀子平议》中， 俞樾以唐朝杨倞的《荀子》注本为底本，在吸收乾嘉汉学家成果的基础上，旁征博引，覃思精研，纠错改非，断以己意，力求通达《荀子》的旨意。如在解释《荀子·劝学篇》中“故不问而告谓之傲”时，俞氏认为，“《论语·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释文》曰：‘鲁读躁为傲’。《荀子》此文盖本鲁论。下文曰：‘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傲，可与言而不言谓之隐，不观气色而言谓之瞽’，皆与《语语》同，惟变‘躁’为‘傲’可证也。‘傲’即‘躁’之假字。不问而告，未可与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注：俞樾《诸子平议》，卷十二，《荀子一》，上海书店1988年5月版，第226页。）相比之下，俞氏的解释要比郝懿行释“傲”为“赘”（意为不省人言）更为合理、通畅。
    清代汉学尊崇古文经学，其中《诗经》为《毛诗》。在《毛诗》的授受脉络中，荀子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汉学家们依据的是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俞氏为了证明荀子在《毛诗》传承过程中的地位，专门作《荀子诗说》1卷。在《荀子诗说》序中， 他将这一意图表述得非常明白，他说：“按《经典释文》：‘《毛诗》者，出自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即荀子--引者注），孙卿子传鲁人六毛公。’是荀卿传诗，实为《毛诗》所自出。……今读《毛诗》而不知荀义，是数典而忘祖也。故刺取《荀子》书中引诗者凡若干事，以存荀卿诗说焉。”（注：《曲园杂纂》第六，《荀子诗说》，见《春在堂全书》，光绪刻本，下同。）在《荀子诗说》中，俞樾将《荀子》诸篇中凡引用《诗经》之处搜罗无遗，然后与《毛传》互证，大多数都相同，《毛传》几乎全部接受了荀子对《诗》的意义阐释。（注：《曲园杂纂》第六，《荀子诗说》，见《春在堂全书》，光绪刻本，下同。）同时，俞樾还用荀子对《诗》的解释来纠正《毛传》、《郑笺》对《诗》的误释，并考证出一些逸诗。在俞樾以前的清代汉学家，尽管也都推崇荀子传《诗经》的重要地位，但却没有从《荀子》中挖掘《诗》意来进行证明。俞樾对《荀子》引《诗》之文的搜集与探赜，则为《毛诗》的传承脉络之可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维护了古文经学的地位。
    （二）对荀子思想的辩护与推崇。首先，俞樾对荀子的“性恶论”表示赞同，并为之辩解。众所周知，在儒家关于人性的学说中，以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最为显著。至唐，由于韩愈的大力提倡，孟子的地位直线上升，其“性善论”也倍受崇扬。到了宋朝，程朱等理学家更是推崇孟子为“亚圣”，其地位如日中天。相比之下，荀子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其“性恶论”也屡受攻击。俞樾则明确地宣布：“吾之论性，不从孟，而从荀。”（注：《宾萌集》卷二，《说篇·性说上》。）随后，他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首先，孔子对于人性善恶问题并没有直言，只是认为性相近，所以不能对孟子的“性善”和荀子的“性恶”有所偏重。其次，孟子用来表述“性善论”的事实依据，如孩童之亲长敬兄、水之就下等，在推理上是靠不住的。再次，孟、荀二人虽然都认为人人皆可以成圣，但途径不同，而荀子的表述似乎更合理。因为“荀子取必于学者也，孟子取必于性者也。从孟子之说，将使天下恃性而废学，而释氏之教得行其间矣。《书》曰：‘节性惟日其迈’，《记》曰：‘率性之为道’。孟子之说，其率性者欤？荀子之说，其节性者欤？夫有君师之责者，使人知率性，不如使人知节性也。”（注：《宾萌集》卷二，《说篇·性说上》。）显然，俞樾对于荀子“性恶论”的认同，主要是由于荀子主张重视后天学习，强调礼教的约束和教化，这与清代汉学的“道问学”倾向及重视礼学的学术特色有密切关系。同时，俞樾在人性学说上的尊荀抑孟，也是其站在鲜明的汉学立场上对宋学的一种反击。
    其次，对于荀子“法后王”思想的赞许。长期以来，荀子受到非议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学说中具有法家倾向，即主张“法后王”，因时变法，不拘于古。尤其是荀子的弟子李斯相秦，废置旧章，施行严刑酷法，致使秦以暴政害天下，二世而亡。人们在批评李斯的同时，罪及荀子。俞樾则认为，荀子的“法后王”思想主张秉承天意，达权知变，实际上是一种适应时势的学说，不能因秦的暴政及李斯的做法而否定荀子思想的合理性。随后，他引用《吕氏春秋·察今》中有关因时变法的言论为证，认为在“周秦之际，天固将大有变易，以开万世之治，当其时，学士大夫皆见及之，岂独荀卿与其徒一二人之私言哉！……然则因时变法，固当日之通论矣。秦虽不用李斯，而吕氏之徒固在也，以其说施于天下，则亦李斯也，岂必荀卿子哉！当战国时，守先王之道而欲用之当世者，莫如孟子，孟子之道不行，则天之意固可知矣。彼荀卿、吕不韦之徒，不可谓不知天者也。”（注：《宾萌集》卷一，《论篇·秦始皇帝论上》。）这就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荀子学说的正确，从而为荀子洗刷了污名。在《荀子平议》中，俞樾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并对“法后王”的含义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认为，荀子所说的“后王”是指文王，并指出“后王”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若汉人则必以汉高祖为后王，唐人则必以唐太祖、太宗为后王。设于汉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谓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岂其必以文武为后王乎！……后人不达此义，于数千年后，欲胥先王之而复之，而卒不可复，吾恐其适为秦人笑矣。”（注：俞樾《诸子平议》，卷十二，《荀子一》，上海书店1988年5月版， 第236～237页。）可以说，俞樾对荀子“法后王”思想的理解还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他将“后王”从文武、周公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又将其置入当朝开国之君的桎梏中，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种局限并不妨碍俞樾经世致用思想的进步性。在为葛士濬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续编》所作的序中，他说：“愚尝谓，孟子之书言法先王，荀子之书言法后王，二者不可偏废。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后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欲观圣王之迹，则以其璨然者矣，后王是也’，此法其法也。马贵与著《文献通考》，其自序即引荀子语以发端。……皇朝经世之文，贺氏、饶氏相继编纂，而今又有葛氏之书并行于世，凡经国体野之规，治军理财之道，柔远能迩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不可胜用，于学术、治术所裨匪浅，而我国家宏规茂矩，亦略具于斯，荀子所谓璨然者，不于此见乎！”（注：《春在堂杂文四编》卷七，《皇朝经世文续集序》。）很明显，尽管俞樾认为法先王与法后王不可偏废，但在社会变革到来之际，还应强调法后王，这体现了俞樾的“尊荀”与其经世思想的一致。
    （三）使《荀子》升格为经的主张。这在《取士议》一文中明确提出。《取士议》是俞樾关于改革科举考试的言论，他认为，改革后的科举考试，在第一场经义试中，“试《论语》义二道，《孟子》、《荀子》义各一道。”（注：《宾萌集》卷四，《议篇·取士议》。）其后，他陈述了将《荀子》升为经的理由。首先，尽管荀子主张“性恶”，与孟子的“性善论”明显不同，但荀子是“惧人之恃性而废学，故其书首篇即为论学，”这与孔子所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旨意一致，所以“荀子抑性而申学，正所以为教也。”（注：《宾萌集》卷四，《议篇·取士议》。）既然荀子的学说深得孔子思想的主旨，其书当然可以列为经。其次，《荀子》一书中的论说“皆近切要，又多引古礼，粹然儒者之言”，许多言论还与《孟子》不谋而合。司马迁的《史记》将孟荀合传，是十分有见地的。况且《孟子》本来也是列在诸子之中，后来才升格为经，“今若升《荀子》为经，与《孟子》配次《论语》之后，并立学官，乡、会试首场即用此一圣二贤之书出题取士，允为千古定论”。（注：《宾萌集》卷四，《议篇·取士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