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这本来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一种冷淡的态度？照我看来，这与文化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糟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的挫折，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都有一定的关系。而就历史学本身来说，以往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受了“左”倾思想的影响，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冷淡，是对“左”倾思想的一种惩罚。
    我认为建国以来“左”倾思想对历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没有认真采取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种情况使得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很容易只看到封建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的谬误，而对它们的学术成果了解不够，重视不足。建国以后，在“左”倾思想的干扰下，这种偏向更有所发展。中国传统史学的遗产十分丰富，无论是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和史书编纂，都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借鉴的东西，然而我们以往并没有认真加以总结。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虽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可是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还是作出了很出色的成就。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应该批判，但资产阶级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对于他们的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也应该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而我们过去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名义下，恰恰是把他们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都否定了。
    第二，对于外国资产阶级史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但知之甚少，而且采取一种盲目拒斥的态度。五十年代，我们强调向苏联学习，不少史学观念是从苏联史学那里搬过来的。苏联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看作是“伪科学”，我们也跟着贬低和拒斥西方史学。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史学变成禁区，外国史学就更没有什么可学习和借鉴的了。事实上，外国史学也有许多流派，在社会历史观、史学方法论和史学认识论等方面，并非都是一致的。有些外国史学家，或者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或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倾向唯物史观。即使是一些坚持唯心史观的史学家，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列宁说：“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偏狭顽固的学说。”而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却用一种宗派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外国史学，这就使我们的史学故步自封，知识结构老化。
    第三，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当作教条，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例如，在阐明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忽视了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论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忽视了偶然性的重要作用；在强调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时，忽视了政治和思想文化因素的反作用；在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时，忽视了他们也是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在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时，忽视了杰出人物对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在重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时，忽视了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和民族斗争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应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历史时，忽视了其他研究方法的重要性，等等。由于思维方法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公式化、历史的诠释常常缺乏说服力和生命力，史学的主体性丧失了它应有的地位。一些研究课题不断重复劳动，然而成果却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一向认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当唯物史观被当作一种现成的公式而随意剪裁各种历史事实时，人们对它感到厌倦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四，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我们过去把史学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提法现在看来并不全面。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史学的政治功能。《春秋》“明是非，定犹疑，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都是为了总结剥削阶级政治统治的经验教训。资产阶级史学尽管标榜“为历史而历史”，实际上也免不了要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确实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是史学作为一门学术，又并不完全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史学的社会功能，比它的政治功能要宽泛得多。通过学习历史，人们可以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启迪智慧，提高文化素质。我们今天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既是一个现实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深刻阐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是时代赋予历史学的一个重要任务。而我们过去把史学的社会功能理解得过于狭窄，这方面的研究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就史学的教育功能来说，我们过去强调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是史学的教育功能决不仅于此。如果人们通过学习历史，也能感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史学大概也就不会受到社会的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