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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对荀子的推崇，继承了清代汉学的“尊荀”传统。＃清代汉学吴派代表人物惠栋在研究《诗经》时，就十分重视荀子对《诗》的说解。而深受汉学学术影响、成书于十八世纪晚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断定“（荀）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儒家类》，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0页。）并为《荀子》一书中最受非议的《性恶篇》与《非十二子篇》作出辩解，这些无疑为清代学者重新研究和评估《荀子》开启了道路。其后，卢文弨、谢墉首先完成了对《荀子》的重新校勘，成《荀子笺释》。钱大昕为之作跋，给予荀子以很高的评价，并批驳了韩愈及宋儒对荀子的诬讥。他说：“盖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为最醇，……宋儒所訾议者，惟《性恶》一篇。愚谓孟言性善，欲人之尽性而乐于善；荀言性恶，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虽殊，其教人以善则一也。宋儒言性，虽主孟氏，然必分义理与气质而二之，则已兼取孟、荀二义。至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荀子‘化性’之说。然则荀子书讵可以小疵訾之哉！”（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考证上》，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第15页。）之后，郝懿行作《荀子补注》， 也认为荀子之学“醇乎又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畅，微为繁富，益令人入神而不能出，颇怪韩退之谓为大醇小疵。”（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考证上》，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第15页。 ）而扬州学派代表人物汪中则从儒家经典传承的角度，极力论证荀子地位的重要性。他认为，除《尚书》以外，荀子是《毛诗》、《鲁诗》、《韩诗》、《左氏春秋》、《礼记》等经典的重要传人。“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是故“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经学。”（注：王先谦《荀子集解》，上册，《考证下》，中华书局1988年9月第一版，第21-22页。）严可均也认为， “孔子之道在六经，自七十子后，绍明圣学、振扬儒风者，无逾孟子荀子，”并主张荀子当从祀孔子（注：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1），上海书店1991年10月，第1～3页。）。这样， 清代汉学家经过论证，不仅彻底否定了官方推崇的荀子为“大醇小疵”之论，而且从经学史角度反复强调荀子的特殊地位，并要求官方予以承认。很明显，将《荀子》升为经的要求已经呼之欲出了。俞樾则最终完成了这最为关键的一步，并明确主张在科举考试中用《荀子》出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求取功名的最重要的手段，俞樾的“一圣二贤”主张如能实现，那么，朱注“四书”长期垄断科举考试内容的局面将会被打破，这无疑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俞樾的“尊荀”最显明的特点，是和“抑孟”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见端倪，此处再做进一步说明。俞樾关于《孟子》的研究论著很多，他对孟子的“仁政”学说也表示赞同。但是，从整体上看，俞樾对孟子学说的辨正多于趋同，这主要表现在对孟子性善说来源的分析及对孟子学说与孔子思想之间继承关系的质疑。关于前者，俞樾认为，孟子“性善论”来源于子思所作《中庸》中的一句话，即“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但是，由于孟子不知道“率”字应训为“修”，而不训为“循”，故发为性善之说，违背了子思的意蕴，后来在《口之于味》一章中才有所修正。其实，“率”字之训为“修”与“循”，历来皆有明证，而俞樾之所以坚持训“修”，实际上仍与其汉学立场有关，即注重礼的约束与教化。对这一点，他毫不讳言，认为“性不一性，必率之而后为道，道不一道，必修之而后为教，率与修有功力存焉。后人训率为循，则近乎道家所谓道法自然者，而非吾儒所谓道矣。”（注：《经课续编》卷三，《率性之谓道说》。）在探讨孟子与孔子的学说关系方面，俞樾则是过多地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别。首先，他认为孔子之道兼容广大，而孟子则好辨，“孔子之道大，故无所不容也，孟子则不然，与杨墨辨，与告子辨，陈仲子一世高士，亦必与之辨，此孟子所以为孟子也”。（注：《春在党杂文六编补选》卷二，《罗陶金先生流录序》。）其次，俞樾认为，孟子学说与孔子学说侧重点不同，孟子似乎没有完全理解孔子思想的精邃。他说：“《论语》首《学而》，其教先自治，继之以为政，而后论所施。《孟子》则不然，所重在救时，知言与养气，姑弗遽及斯。”（注：《春在堂诗编》卷一，乙甲编，《读经偶得》。）如果我们联系到《荀子》首篇即为《劝学》，恰与《论语》首篇《学而》相映，那么俞樾诗文中的“尊荀抑孟”之意，昭然若揭。更有甚者，俞樾还在《偶书所见》一诗中，大量列举《孟子》所述《论语》之事与原本之间的差异，断言孟子根本就没读过《论语》，只是通过别种途径才获得孔子的思想，诚如其言：“吾疑孟子时，固当别所据，……至于《论语》书，孟子目未寓，孔孟所传授，不在此乎系。”（注：《春在堂诗编》卷十九，壬寅编，《偶书所见》。）被宋儒尊崇为“亚圣”的孟子，竟然连集孔子思想大全的《论语》都没看过，那么，其所传的圣人之学也当然值得怀疑。其实，孔、孟学说之间的有些差异是由于时代造成的，而《孟子》叙述《论语》内容的失误，其原因也不一而足。俞樾之所以如此过分地强调孔孟之间的差别，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动摇宋学所宣扬的孔、孟、程朱道德，而重新建立起孔子、荀子的新道统，至少也要荀子和孟子的地位相同。俞樾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为了提高汉学的地位。
    俞樾对《荀子》的研究和“尊荀”倾向，对其同时代及以后的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较为明显的有两点：其一， 晚清著名学者王先谦于1891年撰成《荀子集解》一书，将俞樾的《荀子平议》全部采入，并大多表示赞同。这表明，俞樾对《荀子平议》所下功夫之深，评断之精，得到了同时代学者的认同。其二，宋恕、章太炎都曾师从俞樾，在学术上倾向汉学，而他俩都是晚清“尊荀”的鼓吹者。章太炎甚至宣称：“同乎荀卿者与孔子同，异乎荀卿者与孔子异。”（注：《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后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217页。）这可以说是将俞樾“尊荀”隐藏的意义明确表述出来了。
    综上所述，俞樾继承了清代汉学的“尊荀”传统，在进一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将《荀子》升格为经的主张。尽管这仍是在“崇尚经典”思维方式下进行的论述，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研究，但俞樾的工作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儒家学术发展的客观事实，即孟子、荀子都是孔子儒家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俞樾的汉学立场决定了其荀子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术偏向。推崇荀子的同时贬抑孟子，则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