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看来，这些理论大多与批判的后现代主义有关。
    陈：是这样。另外，你是否也已注意到，提出这些理论的很少是历史学家。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在西方的具体史学研究领域看到的并不是史学研究的解体，而是另一番情景。简单说来，在史学研究领域，是题材的空前扩大。过去没有接触过的或很少接触的各种题材，现在都有人去研究。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社团，都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兴趣和注意。随之而来的是研究方法的更新。这种更新不仅超过了传统的史料考证，而且超过了新史学前段崇尚的计量方法。还应引起注意的是，人们已不满足于过去存在的历史研究的比较统一的范型，而是追求多重的研究战略。总之，不能说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已完全放弃了对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追求和信仰。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总受有关文本之类的理论讨论的影响。即使是现在比较热门的文化史的研究者们也是如此。
    我觉得，我们看问题不能简单化，对于像后现代主义这样复杂的思潮更应如此。有位学者这样描述后现代主义。他觉得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历史感，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后现代主义表征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解‘元叙事’；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向既定制度发出赞叹，不对已有陈规加以沿袭，不事逢迎，专事反叛；睥睨一切，蔑视限制；冲破旧范式，不断地创新……”（参见李杨、白培德：《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67-268页）。如果这样的表述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后现代主义的特征的话，我们的结论也是清楚的，即对后现代主义必须采取科学的、批判的、分析的态度。后现代主义强调创新，强调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盲目屈从权威，这些都是可取的。但并不是任何反叛都是正确的，也不是任何限制都是多余的。如果不讲条件，不看效果，不分是非，一味只强调反映，为反叛而反叛，那就很成问题了。因此，后现代主义既有可能促使创新，推进多样化；也有导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多元化的危险。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这点从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史学的影响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是否就简单地谈到这儿。
    张：您是否再谈谈当前俄国的史学状况。
    陈：这个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也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今天已谈得很多，是否等以后有机会再谈。好在我与于沛、黄立茀合著的《苏联史学理论》一书即将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我在书中写的部分题为《前苏联学者对苏联史学发展的理论反思》，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俄国史学界的当前情况。等书出版后，如果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
    张：十分感谢您今天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