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是近代中国出现的一大怪物，在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多方面的影响。它一方面残酷地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挽救了濒临没顶之灾的清王朝，并使其一度显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另一方面，又对晚清中央集权制度起了分解作用，从此满、汉统治者之间，势力对比起了显著变化，地方督抚往往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它一方面竭力维护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并大力宣扬、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儒学；另一方面，不少湘军将领又成为“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实力推行者，并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传播。此外，它还对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社会势力的演变嬗递产生了重大影响，其表现，除资产阶级在洋务运动中产生和发展外，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哥老会的蓬勃兴起；一件是绅权势力的大发展。由于湖南是湘军的故乡，这两件事在湖南均表现得最为典型和突出。关于湖南哥老会的起源问题，笔者曾撰有专文考订和论述①，本文便集中探讨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发展问题。导致近代绅权势力大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尽可能予以全面说明，但重点论述湘军对近代绅权势力发展的影响。不当之外，请读者指正。
    湘军的兴起是近代绅权势力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中国古代社会原有“绅”与“士”的区分：绅，一般是指居官任职的“搢绅”；士，则为学道习艺的读书人。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绅专指原官僚中离职退休的人员；士则特指读书人中已取得科举功名（秀才、举人等）而尚未做官的部分。一下一上，二者的地位逐渐接近，共同构成了地方上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的社会集团，统称“绅士”或称“士绅”、“绅衿”。据查，“绅士”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未清初。清初成书的《福惠全书》就记载有《待绅士》的专条，指出：“本地乡绅，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其交际之间，宜待之以礼，用刺相觌，悉照旧规；其有切己事，或兄弟子侄横罹意外，亦必周全体面，所以重衣冠而扶名教也。至于学校中有文章品行之士，特加优遇，贫寒不给者，或分廉俸资之膏火。……其于风教默化潜移，正自不小”②。这说明，其时绅士已成为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
    历史进入近代，绅士阶层又有着新的重大的发展变化。首先是队伍的壮大。无论是离退职乡居的官僚，还是取得功名的士子，在数量上都有较多的增加，形成愈来愈大的社会集团。第二是结构内涵的变化。除离退职官僚和取得功名的士子外，还崛起了一大批军功出身、荐举出身以及捐纳出身的人员。特别是军功出身的绅士，由于其数量庞大，成为近代绅权势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众多的军功绅士，往往目不识丁，并不具备士人的特性，却构成绅士阶层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由捐纳或荐举而获得身份的绅士，则除了饶有田产的地主外，还有部分工商业者，后者一般较为开明。第三，由于上述，近代绅士的社会作用也与此前有异。如果说，在封建社会末期，绅士主要是在文教风化方面施给影响的话；那么，进入近代后，绅士可以说在地方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公益事业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绅士作为一种地方性的社会势力在封建末期出现，并且在近代历史时期获得较充分的发展，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来说，它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趋衰落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动的产物。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因素，其中特别以湘军的兴起和裁撤影响最大。兹分别概述如下：
    一、政治的腐败与政局的动荡，使大批官僚源源脱离或被抛出官场，还乡为绅。他们在乡居中，有的不甘寂寞，继续干预地方军政事务；有的利用丰厚的资财，热心公益活动；更多的是凭借他们的声望和诸种关系，成为地方各项事务的主持者和裁决人。
    二、科举制度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举贡生员投入绅士的行列。在科举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某项功名，通常是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然而官场的容量有限，而科场取录的各类功名人员却如过江之鲫，多得无可估量，特别是在近代科举制度弊窦丛生的条件下，更是如此，以致往往是委任实官者，不及科举中第人员的1/10。大量未获仕进的士子，包括一些候补、记名人员，壮大了绅士队伍，凭借他们所获得的知识、功名和衔称，在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
    三、湘军等的兴起和裁撤，成为近代绅权势力大发展的重要契机。湘军（以及按湘军营制组建的淮军等）在短短十数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另一方面，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它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就源源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加剧了绅士队伍的膨胀和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