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捐纳的实行，为部分工商业者跻身绅士行列打开了方便之门。捐纳并非始自近代，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早已存在。只是在往昔，它多属临时性的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至近代初期，捐纳才开始大肆推行。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连年用兵，穷于应付，为了缓和庞大军备支出所造成的严重财政困难，除了提高各种赋税和举办厘金外，又大力提倡和奖励捐纳，给予各种实官和虚衔，实际是公开卖官鬻爵。此举一方面反映了清王朝经济的凋敝和政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却在近代开辟了一道新的资金流向，并使捐纳者的身份和资金来源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因为在封建时代，捐纳的人主要是土地所有者（地主），资金主要是地租收入，而到近代，则有越来越多的工商业者也以经营所得投向捐纳之途了。所以当时有人写道：“天下自捐纳之例开，朝延之上几有市道焉。……从此守财之虏，纨绔之子，只须操数百金、数千金，数万金以输之部，立可致荣显。朝犹等于负贩，夕已列于缙绅矣！”③《申报》也刊文称：中国“商之与官，本不相联络。其间惟经营大获，纳资得官，乃得厕身于搢绅之列”④。由此而出身的绅士，为数虽相对不多，但凭借其优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在社会各项事业以至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日益显著的影响。
    湖南绅权势力发展概况
    绅权势力在近代中国迅速发展，以湖南尤甚。究其原因如上所述，除各种共同因素外，特别与湘军的兴起及其影响有极大的关系。由于湖南为湘军的故乡，湘军将才、兵源、饷源的基地，因领兵、筹饷等而致通显者，成批涌现，居各省之冠；以军功而保荐各类虚衔者，更是比比皆是。“矧通显既多，将互相汲引，一时攀鳞附翼，泰运同襄，亦固其所”⑤。
    据同治四年（1865年）即湘军等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第二年编纂的《搢绅录》载：其时湘人之任督抚者10人，包括总督6人，巡抚4人，即：两江总督曾国藩，闽渐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云贵总督劳崇光，总督淮扬等处并提督漕运海防军务彭玉麟，直隶总督刘长佑，兵部侍郎、前渐江巡抚曾国荃，湖北巡抚郑敦谨，陕西巡抚刘蓉，署广东巡抚郭嵩焘。开藩陈臬者9人，即：渐江布政使蒋益澧，四川布政使江忠濬，广西布政使刘坤一，云南布政使刘岳昭，直隶布政使唐训方，浙江按察使杨昌濬，福建按察使王德榜，云南按察使赵焕联，湖北按察使唐际盛。另外，还有为监司者7人，为提督者6人，为总兵、副将者32人。发当时全国21行省计（当时新疆、台湾、青海及西藏、蒙古均尚未建省），湘人之任督抚者12省，居一半强。真所谓“文武彬或，蔚为国华”；“天下人才之盛，尤莫如楚南”⑥。
    这种情况，继后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终晚清时期，湖南人先后担任督抚者增至37人，其中任至总督者达17人，除上述6人外，还有刘岳昭，杨昌濬、刘坤一、李兴锐、黎培敬、谭钟麟、谭继洵、袁树勋等人。查近人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表》，晚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历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各部侍郎、内阁学士、京卿、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驻防大臣、提督、会乡试考官、军事统帅、特派使节、总署大臣、出使各国大臣，以及新设各官等重要职官，共799人，除满蒙亲贵外，计530人，其中湖南籍职官为52人，约占总数的1/10；仅次于江苏省（78人），在全国各省中居第二位。
    “官退为绅，绅出为官，初非导致”⑦。官僚队伍的扩大，直接导致地方绅权势力的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不断有些官僚功成身退，或告老还乡，或因事削取回籍。如：丁善庆1837年任广西学政，不久以母老辞官返湘；陈湜于1873年镇压河州、西宁回民暴动后，辞去军务归里；周汉曾参与收复新疆的战争，官至陕西侯补道，1884年因弟丧请长假回湘；王先谦历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1889年卸任返长沙；叶德辉1892年授吏部主事后，次年即回湘不复出；黄冕早期历任上海、镇江等地知县、知府，1842年因裕谦抚英殉难事被参谪戍新疆，不久返回湖南；郭嵩焘宦海几经浮沉，1866年由署广东巡抚开缺回籍，1875年重新起用，曾任驻英、法公使，受到守旧派猛烈攻击，1879年返国，居留长沙，郁郁终世，等等。尽管他们一生的经历、遭遇彼此有异，但退居地方后，凭着他们原有的地位、声望和诸种关系，仍为“一邑之望”，各自在不同的方面进行着有影响的活动。另一方面，不少官僚，特别是一些达官显贵，在封建制度的特定条件下，或者在其生前，或者于其死后，都曾荫及其子孙、家族，所谓“封妻荫子，扬名显亲”。查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生前或死后被赐封侯、伯、子、男世爵者，有黄翼升、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曾国荃、萧孚泗、李续宾、刘松山、刘锦棠，李臣典等10人；被赠封骑都尉、云骑尉、一云骑尉世职的，更多达2000余人。所谓世爵，即世代继承的爵位；世职，为父子相袭的官职。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袭一等侯；次子纪鸿、孙广钧，均赏举人；孙广镕赏员外郎，广铨赏主事。左宗棠子孝宽赏郎中，孝勋赏主事，孝同赏举人；长孙念谦，袭侯爵，特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授太常寺少卿。胡林翼子子勋，袭三等男，赏举人。李续宾子光久、光令，特赏举人，光久并袭三等男。刘松山子鼐，以道员袭二等子。如此等等。
    达官显爵多，因军功而保举虚衔者为数更多。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列名单，全省因军功保举武职游击以上人员，总计多达6319人，其中提督478人，总兵1077人，副将1534人，参将1464人，游击1766人。这在全国各省是绝无仅有的。如此众多的武职人员退役还乡，凭着他们拥有的军衔和威势、阅历，成为地方上令人望而生畏的势力。以地域论，这些人多半集中在湘军将领籍贯所在的县份，其中首先是湘乡。湘乡一县，迄光绪初叶，历保游击以上武职人员达2490人（提督181人，总兵411人，副将579人，参将569人，游击750人），占全省总数的1/3强。这对探究湘军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极具典型意义。湘乡而外，军功保举人员较多的县份依次为：宁乡－－468人；湘阴－－352人；长沙－－333人；湘潭－－302人；平江－－257人；善化－－224人；凤凰厅－－191人；衡阳－－151人；新宁－－140人；邵阳－－109人；衡山－－103人。以上12县，合计保举游击以上武职人员5120人，占全省总数6139的83%！这些县份，是湘军将领集散之地，也正是全省绅权势力最为发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