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一金，也是湖南绅权势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湖南自道光二十年迄光绪十年45年间（1840-1884），共录取进士205人；举人（正榜）1251人，另恩赐举人102人；贡生、生员为数更多。在封建等级制度下，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某种功名，是下层社会成员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非所有取得功名的士子都能授职为官的。从上述录取举人的1251人为例，迄光绪十年（1884年）止，获得各种官职的仅为499人，占总数的1/3略强⑧。至于为数更多的生员（秀才），能够进入官衙的，就更为屈指可数了。这些未能如愿仕进的举贡生员们，在社会文化教育发展极为有限的历史条件下，在文盲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乡村社会中，由于他们已取得的功名，仍然受人尊敬，成为高出于平民之上的绅士。
    至于捐纳出身的绅士，湖南因经济相对落后，在全国不居重要地位，但也不乏其人。例如：邓仁堃以知县丁忧回籍，服满后损资为知府；唐炯早年捐资为知县；左孝同、蒋德钧捐资为道员；德麟捐资为州吏；朱德裳捐资为衡州府学训导；等等。他们后来有些迅速跻身官场，相当一部分则以绅士的身份留在地方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时期也有少数工商业者通过捐纳谋取出身。如陈文玮捐资为湖北补用道，黄锳捐资为淮北盐大使。最为引人注目的人物是朱昌琳，他以经营杂货、谷米、盐、茶贸易起家，虽未正式损资为官，但依恃其丰厚资财，与官府紧密结合。光绪三年（1877年），他受托办理陕西、山西赈灾事务，叙功为道员，加按察使衔；随后在维新运动中，他从经济上支持湖南新政，并大力举办地方公益事业，如开凿长沙新河；晚年受保举，奉旨特授内阁学士衔，显赫乡里。此类人物，特别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逐步增多，在湖南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各方面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也显示着绅士结构的变化和内部分化。
    迅速壮大起来的绅士阶层，在湖南社会发挥作用，其主要途径和表现大体在三方面。
    其一是举办团练或者应聘入幕参预地方军政事务。不少湘军将领，包括江忠源、罗泽南、王鑫、杨昌濬、蒋凝学、刘典、李续宾、刘坤一等，大都由在地方举办团练起家，其时他们都是在籍绅士；就连曾国藩也是以丁忧在籍人员的身份，帮办湖南团练，从而建立起湘军的。这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此后，各地团练大都由绅士掌握，成为地方治安的主要维护者。至于幕僚参政，湖南在全国可谓最早也最为突出。时人朱克敬曾写道：“咸丰初，张亮基为湖南巡抚。时承平久，官益尊，政益敝，民隐不得上闻，巡抚教令中隔，拱立受所司欺漫。亮基乃聘左宗棠入幕，使通宾客，日夜访民疾苦，吏有奸，山泽有盗，巡抚辄知之，远近骇以为神。及骆秉章再任，益遵张法，练兵、转饷、防盗，多参用士人，事皆办，颇胜他省。由是湖南名闻天下，天下皆以为强国”⑨。湖南大量礼聘绅士入幕赞襄军政事务始自咸丰初年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其后各任巡抚态度或有不同，而此项制度基本滑袭不变。著名的幕府人物，上引资料突出提到的左宗棠，确系第一位关键人物。左宗棠以一乡居举人，应聘出山，历张亮基、骆秉章两任政府，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筹画办理军务，历时8年之久，所谓“八年戎幕坐啸”⑩，对把湖南建成湘军的可靠后方、镇压太平天国的牢固基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左宗棠而外，当时湖南巡抚幕府，尚有郭崑焘、黄冕、丁善庆、陈本钦、唐际盛、李■等一大批人物。郭崑焘是郭嵩焘的弟弟，举人，后保至内阁中书、四品京堂。他与左宗棠同时入湖南抚幕，主要担任筹措军饷，在湖南设立厘金、盐茶二局。左宗棠离湘后，他仍留湖南幕府，而且受到骆秉章以后历任巡抚毛鸿宾、恽世临、刘昆的倚重，相率延留，历时达20余年之久，成为在幕时间最长、在湖南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一位幕府人物，以致王先谦说他“大吏屡易”，而受委专任不变，“晏处闾里，其勋泽常在天下”（11）。黄冕当太平军掘地道轰攻长沙期间，出重赏集砖石，并亲自率丁壮抢修城墙。1854年（咸丰四年）冬，他受委监造炮位，制成大型劈山炮。1855年，他首先设厘局于常德，接着请准于省城设立厘金局，一切规画皆其手定，是为湖南抽收厘金之始。继后，又与郭昆焘等开设盐茶局、东征局，专为湘军提供饷需。丁善庆、陈本钦等则当湘军水师建立后，在骆秉章、左宗棠的号召和支持下，自行捐资设立船炮局，制造船炮，接济水师。如此等等。绅士入幕在湖南军政事务中的巨大作用，确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是担任各书院山长、讲席，执掌地方教育大权。近代湖南教育体制，同全国各省一样，有官学（府、州、县学）、书院、义学、私塾诸种名目。湖南官学素不发达，义学、私塾属初级教育，且多僻处山乡，规模狭小，影响不大，而书院则久负盛名，颇称发达。衡阳石鼓书院创始于唐朝，是全国最早的书院之一。长沙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历久不衰，鸿儒博学往来讲学，达官名士多出其间，成为闻名中外的“千年学府”。史传全国六大书院，湖南即届其二，即石鼓、岳麓。晚清时期，长沙著名书院，除岳麓书院外，尚有城南书院、求忠书院，统称省城三书院，在省内外颇具影响。此外，省内还有衡阳船山书院，宁乡云山书院、益阳箴言书院、湘阴仰高书院、平江天岳书院、道州濠溪书院、邵阳爱莲书院、桃源漳江书院、澧州澧阳书院，等等。据光绪十一年《湖南通志》所录载，其时全省共有书院277所，其中长沙府77所，衡州府34所，澧州28所，永州府21所，郴州20所，宝庆府19所，大体反映了省内教育较为发达的几个地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各书院的山长、主讲、特别是一些较重要的书院的山长、主讲，几乎都由著名绅士担任，他们或为硕学鸿儒，或系致仕文职官员。咸同前，他们一般由省内最高一级的巡抚、学政委聘；至同光间，则多由本地绅耆推举。不论采取哪种方式，“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是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12）。如首屈一指的岳麓书院，此一时期历任山长有：丁善庆、周玉麒、徐棻、王先谦。其中丁善庆主院23年，徐棻主院22年；王先谦作为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时当戊戍维新运动前后，主院10年。城南书院历任山长或主讲有：贺熙龄、胡达源、孙鼎臣、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左宗棠早年曾被巡抚吴荣光委聘为醴陵渌江书院主讲。郭嵩焘去官后在长沙创办思贤讲舍，并亲自担任首任主讲。王闿运也曾任思贤讲舍主讲，后又任衡阳船山书院山长。皮锡瑞则先后主讲桂阳州龙潭书院、江西南昌经训书院。如此等等。他们均在培养人才、维护教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