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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党内外一切职务后，从同年8月8日到1978年4月22日，发表了4次讲话，淳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他不独从理论上阐明了加强和发展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而且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规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会议提出建议：关于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的问题，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当时我们感到，虽然我们武汉大学早在1964年就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但研究工作做得不多，而且对全国从事美国史研究工作的情况了解得很少，所以觉得很为难，迟迟没有行动。 同年10月，美国经济研究会在武汉召开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罗元铮副所长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武汉大学等单位座谈，提出一个全国一盘棋地建立外国问题研究（和资料）中心的问题。比如在上海建立西欧研究中心，在吉林建立日本研究中心，在四川建立印度研究中心，在武汉建立美国和加拿大研究中心，等等，并向湖北省委备案。这样，虽然我们感到自已肩上的责任重了，但仍感到自已的条件不够，牵头的事仍不敢承担。 又过了两月，到197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党委冯修蕙副书记等特来我校，力促我们将此任务承担起来，并具体提出，要求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以前，即1979年2月间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这样，我们觉得再不好推辞；虽然我们条件差，但为了促进和加强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工作，我们可以为大家服务，做些联络工作。 我们首先和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联系，就筹备会议的日期、议程、发起单位、参加单位等问题交换意见。1979年1月8日接到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回信，10日又接到杨生茂教授来信，他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后来，刘绪贻和杨生茂又几次交换意见，3月3日初步决定：关于筹备会会期问题，为避免过于匆促，同时又听说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延期，选定在4月下旬召开；关于发起单位问题，除武大、南开两个美国史研究室外，还邀请复旦大学世界史教研室和南京大学英美对外关系史研究室参加，并由刘绪贻函该两室取得同意；关于参加筹备会单位问题，拟根据天津史学规划会议上各自报单位确定；关于会议议程问题，我们原来想法是：既然美国史研究会是个学术性群众组织，在它的筹备会上，除成立筹备机构等事务性任务外，最好还能进行一些初步的学术交流活动和国内各有关单位美国史研究情况的信息交换；关于会议规模，确定在30人左右。3月12日，刘绪贻将这些初步决定函告冯修董副书记备案。 在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期间，湖北省历史学会开了成立会，武汉大学世界史教授吴于厪当选为会长。有些会员提出，在我国历史学研究工作中，中国史方面一向比较活跃，世界史方面比较沉闷；在开历史学会时，世界史往往被挤掉了，是否可以召开一次专门的世界史学术交流会，并建议正在筹备的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此交流会期间同时成立，而且学术交流以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为重点。我们当时认为这样可以互相促进，就同意了这一建议。基于这一情况，我们对筹备会议议程稍作修改，将学术交流活动取消，只为将于1979年第4季度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作些准备工作，并函杨生茂教授取得南开美国史研究室同意。3月15日，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代表4个发起单位，向参加单位发出了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议的通知。4月2日，刘绪贻致函冯修蕙和杨生茂汇报了准备情况。 （二） 1979年4月21-26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由于当时会议多，住宿条件限制，会议规模紧缩至20人左右。除发起单位南开大学杨生茂、张友伦，复旦大学黄瑞章，南京大字王明中，武汉大字刘绪贻、李世洞、李存训等以外，还有世界史研究所王振德、北京大学齐文颖、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丁则民、河北师范学院黄德禄、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河北大学乔明顺、四川大学顾学稼、辽宁大学杨惠萍，以及出版单位人民出版社邓蜀生、北京商务印书馆陈廷祐、上海人民出版社金永华和陆凤章。会议由刘绪贻、杨生茂、丁则民、王明中、黄瑞章轮流主持，并成立了由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代表组成的七人筹备小组，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 会议期间，杨生茂教授就中国美国史研究以往及现在状况、研究力量协调问题、美国史综合研究问题、以及资料整理和理论准备等问题，作了大会发言，给会议开了个好头；李世洞介绍了“美国历史资料的搜集、储藏和管理”的情况；丁则民副教授对“美国‘中西部学派’创始人特纳的历史观点”进行了评介，都对与会代表有所启发。会议讨论了开展美国史研究和编写美国史应当遵循的一些原则，大家一致认为：既要以与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又必须坚决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既要注重理论，又要掌握史料，二者不可偏废；要坚持历史科学的完整性、系统性，不能把美国史只写成美国政治史或经济史：要冲破二战以后的“禁区”，一直写到接近书出版前的年代，这是广大读者的要求；还要坚持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重视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会议还交流了国内外美国史研究的动态，与会各院校研究人员、资料和成果的情况。 会议期间，经过与会代表的反复讨论和协商，一致认为：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中、美两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和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发展，正确地、系统地和理性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将有重大影响和意义。这种形势，就使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全面地了解美国历史发展以至现状的《美国通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但我国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美国史著作，而且从人力、资料等情况看，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学术机构能单独承担起编写这种《美国通史》的任务。不过大家认为，如果把一些有关单位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实现这一任务的。会议还讨论了美国史的分期和分阶段的问题，并据此认为可以编写一套多卷本《美国通史》。最后，会议决定由七人筹备小组和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组织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校有关部门负责，根据张友伦提出的意见，编写一套约150万字的6卷本《美国通史》，或先编美国史丛书再编写通史；并根据齐文颖、王振德、黄德禄、顾学稼等建议，推举南开大学杨生茂、武汉大学刘绪贻任总主编，后又确定杨生茂主要负责前3卷，刘绪贻主要负责后3卷。为配合这一任务，会议还要求6校有关部门就其负责编写历史时期提出重点研究课题，邀请全国有关学者参与研究，还要求6校陆续发表阶段性研究成果。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邓蜀生本人是一位很有成就的美国史学者，深感当时我国需要新美国通史的迫切性。他不独在会议上一再为此出谋划策，还主动为编写者解决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代表人民出版社约稿，并自任责任编辑。 此外，会议还决定：着手编译120-150万字的美国史资料集；编写一部《美国历史词典》（注：这两项任务后来未落实）；创办不定期的内部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刊载有关美国史研究的论文、译文、资料、书评、动态等，先由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第1期；委讬武汉大学负责于1979年年底前在武汉召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 （三） 筹备会议闭幕后，由于七人筹备小组成员散居各地，开会困难，当时又难用电话联系，仅靠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的力量是完不成美国史研完会成立会筹备任务的。而且，作为一个学术性群众团体的筹备小组，无权无钱无专职干部，开展工作只能依靠群众。于是，我们展开了大量的通信联络工作。可喜的是，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美国史教研工作者的热烈响应，特别是杨生茂、张友伦、王振德、邓蜀生、黄绍湘、丁则民、齐文颖、顾学稼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或缺的。综合起来，从1979年4月27日至11月26日这7个月期间，筹备小组大体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1.调查了解全国美国史教研工作人员情况，确定和通知参加成立会的代表。6月11日，我们首先确定和通知了郑州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6校有关人员。9月29日，我们第一次对参加成立会的代表发出了正式邀请信，后来又发了补充通知，还对个别重要代表发了专门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