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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与出谋献策有关的研究外，各大学的有关科、系在这期间对中美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也成为热门，师生的兴趣都显著上升。以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为题的各种学术会议层出不穷。在远离华盛顿的地方也不例外。例如1983年出版一本书，题为《中美正常化及其政策含义》，是南伊利诺伊州大学教授吉尼·肖（gene hsiao）和密苏里州一名企业界人士维吞斯基（michaelwitunski）主编，也是几家高等院校和一些民间机构组织的一次讨论会的结果。除学者外，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傅立民（charles freeman）和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都到会讲话，本书“中美和解过程：成就与问题”一章即由傅立民撰写。书后并附有中美之间的重要协议及双方领导人重要讲话、声明等。此书与前一类的著作不同的是着眼点不是为政府提政策建议，而是普及知识，探讨问题，是很好的教材。 这期间还出了一批另外一种倾向的著作，基调是说中国对美国的作用有限，中国政局及国际行为变化莫测，不应寄予太大希望；对台湾的成就大力肯定，强调美不应背弃台湾；批评美国在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中让步过多等等。胡佛研究所出的《与中国关系》丛书第一本：《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柏克莱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格尔[james gregore]著）除表达上述观点外，指名对《十年》一书中有关“应促进与中国的合作”的政策建议提出质疑，认为根据不足，目的不明确。 直接支持“与台湾关系法”的著作有：1980年出版的施奈德（edwin k.snyder）、格雷格尔、张侠（maria hsia chang）三人合著的《与台湾关系法与保卫中华民国》以及1981年《外交季刊》发表的参议员贾维茨的文章：“国会与对外关系--与台湾关系法”。此外，国际法专家李浩（victor li），也是对“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的学者。他提出了一个“事实上的政治实体”的提法，在斯塔尔主编的《美中关系的未来》一书中他负责撰写“正常化之后（台湾）的法律地位与政治前途”一章，对这一观点作了阐述。多数美国学者不一定都支持“与台湾关系法”，但是他们宁可避而不谈，正面反对该《法》的作品尚未见到。 （三）1989-1992年 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挫折。同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也是一个震动。与中国问题再次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争端的同时，在学者中也出现了前几个时期所未有的分歧。但是比起政界来，由于较少牵涉到利害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步达成一个多数的共识。这个时期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表现在讨论会的论文、发言、政策报告等，而较少大部专著。 与前几个时期一样，每当中美关系关键的时刻，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常常联合起来举行会议，交换意见，分析局势。“六·四”之后不久，就举行了几次这样的会议。当然许多会议并不发表公开文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美中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于1989年7月8-9日在威斯康辛州拉辛举行的会议，题为《动荡中的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含义》，后来写成报告，题目改为《紧接着天安门之后的中国与美中关系》，由兰普顿执笔。会议参加者有40人，几乎集中了所有研究当代中国及美中关系的学者，并有白宫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各大基金会、企业界等与中国事务有关的代表。这不是“六·四”以后的第一次这类会议，只是此次规模较大，讨论较深入，没有一致的结论。不过大多数在以下的基本点上有共同的看法：美国一方面应该强烈表达对中国政府最近的行动的反感，但与此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战略与经济利益；一个得到有效治理而不是被孤立以至于不稳定的中国符合美国和广大国际社会的利益；贸易关系不宜中断，文化交流应有条件地继续；美国应抵制中国各种集团想把美国拉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的企图……等等。换言之，即使在当时的情绪化的情况下，与会者仍认为应有条件地保持与中国关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避免采取以后难以逆转的行动。最大的分歧在于应在什么条件下保持与中国关系，对华制裁到什么程度。当时布什政府对中国做法的基本精神得到与会者赞同，但是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制裁和压力恰到好处，而相当一部分人则认为还不够，无以平息美国国内舆论，反过来也使布什政府的基本政策难以推行。对派斯考克拉夫特秘密访华之举多数人认为不妥。 其后不久，在约翰·霍普金斯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主持下又开了一次讨论会，主要参加者都是前政府官员，如保罗·尼采、黑格、布热津斯基、伍德柯克、万斯、恒安石等共12人，这不是一次学者的会议，但是作为会议的讨论基础的工作备忘录是鲍大可写的。这份备忘录回顾70、80年代中美关系，历数其对双方带来的好处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积极作用，特别强调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带来促进中国开放改革的良好影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备忘录警告称：美国对中国制裁过分，必然引起中国报复，如此循环将有使关系恶化到难以逆转的危险。这份文件总的精神是反对当时国会提出的对华强烈制裁，主张考虑中美关系的全局利害，等待中国再次转向“温和”政策。讨论会最后得出的政策建议是与会者一致支持的，与鲍大可撰写的备忘录精神基本一致，比前一份主要是学者参加的会议文件更加积极，对中国的局势更加乐观。其中与当时实际政策最直接有关的是反对通过国会立法对中国进行广泛的制裁，而主张进行有限的、留有灵活余地的短期制裁，并给总统以主动权。实际上，是在布什总统与国会的分歧中对总统的支持。 考虑到以上两份文件出现的时间仅仅在天安门事件三个月之内，当时中国尚未解严、美国尚处于群情激昂之中，提出这样冷静的分析和有远见的政策建议是很不一般的。 有的学者在震惊之余曾为文自责，否定自己以及其他学者过去的认识。例如对卡特政府与中国建交起过重要作用的奥克森伯格在1989年6月《新闻周刊》上为文，题为《一个中国观察家的自白》，说自己和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过去都为假象所迷惑，没有看到中国存在的深刻的问题，上层的政治改革只是极表面的，实际上还是个人和军队起决定性的作用，美国应准备长期同反民主和反改革的中国领导人打交道。到1990年，奥克森伯格又发表文章称，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走向民主化，而是中国是否会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他预测了几种前景，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一个专制的政治制度低效而腐败地延续下去”。[45]不过他仍认为中国太重要，美国不能忽视。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即使苏联发生了变化，中国对美国战略上仍然重要，“只有一个现代化的，稳定的，得到有效而人道地治理的中国才能在对美国重要的问题上履行它的义务”。[46]事实上，他的意见除个别具体方案外，基本精神与多数美国学者大同小异。进入90年代之后，这类意见在学者中占主导地位。例如哈定于1990年12月发表的政策分析中就建议美国对华政策应“走钢丝”，既不能制裁过分致使中国强硬派得手，又不应执行过分和解的政策使中方认为不必做出太多让步也能与西方照常做生意，从而使美国失去对中国的杠杆。[47] 90年代出版的有关中美关系的专著最有份量的是哈丁的《脆弱的关系》[48]。这是作者开始于80年代完成于90年代的力作。本书全面论述了自1972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和各个方面的利害关系，包括美、中双方内部政策分歧和决策考虑。是一部资料完备，条理清晰，参考价值很高的专著。其内容与书名相符，认为中美关系基础比较脆弱，同时主张应尽量保持中美之间正常的工作关系，以维护东亚的安全，在一系列问题上进行合作。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了今后中美关系的几种可能出现的前景：①恢复战略联合以对付共同敌人；②中国像苏联一样四分五裂，美国与中国的各个部分分别建立关系；③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重新建立伙伴关系；④进入第二个对抗时期；⑤紧张而复杂的关系：冲突、竞争、合作兼而有之。作者认为在当前和近期，⑤的可能性最大，同时不排除恶化到④；从中期看，③的前景有可能增长，但条件是邓以后的领导人应是一代青年改革家，既致力于经济改革又致力于政治改革。如不发生特殊变故，①、②可能性最小。本书提出了一系列美国对华做法的建议，其特点是面面俱到，总的态度与前述论文相同：既要保持正常关系，又不要期望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