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元代缺乏一部系统记载国家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政书，现存各种汇辑法令条文的“公文书”就成为研究元代制度的首要参考资料。在这些“公文书”中，以《元典章》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原始，也只有《元典章》尚未得到全面和系统的整理。《元典章》在清代引起过一些学者的注意，并被应用于研究，但直到二十世纪初，学术界才对它的史料价值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正式刊行，是即沈刻本。沈刻本讹误丛生，又有大段脱漏，不便使用。1931年，陈垣发表了利用新发现元刻本校勘沈刻本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并归纳沈刻本的各种错误类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后者成为汉文古籍校勘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1976年，《元典章》的元刻本影印问世，此后对元刻本的整理提上了日程。整理的目的，应当是尽量恢复或局部恢复书中所录元代公文的原貌。这项工作已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校勘，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考订和研究，难度很大。目前日本和中国学者已经对元刻本《元典章》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整理，其整理方式可以分为简、繁两种类型。简是简明的点校，繁则是带有研究性质的译注或校释。在中外学者的持续努力下，对元刻本《元典章》进行全面整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整理的方式，仍可分为简、繁两个步骤，以期适应适应不同层面读者的需要，使《元典章》这部重要文献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学者面前。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代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比较明显的特殊性，一向受到学者关注。然而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常有资料匮乏之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元代缺乏一部系统记载国家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的政书[1]。如学者所指出：“蒙元入主中国垂百年，其典章制度，竟无通行之书以供研考。”[2]不过，现存元代史料中，却有几部当时的法令文书选辑，如《元典章》、《通制条格》、《宪台通纪》，以及新近在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等等。这些书的编纂加工相对粗略，其性质主要属于数据汇编而非著作，可以视为一种比较原始的政书，学者或径称之为“公文书”。尽管对于研究有元一代的国家制度来说，这些公文书的记载不够全面、系统，但其中的数据更接近于一手档案，其价值是绝不能低估的。由于编纂粗率，抄刻脱误严重，加上元代独特公文文体和制度背景的影响，一般的研究者要想顺利阅读这些公文书，并非易事。因此对这些公文书的整理，就成为深入研究元代制度时必须进行的一项准备工作。到目前为止，仅有一部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原始的《元典章》，尚未得到完全的整理。在此谨就20世纪以来《元典章》的局部整理工作进行简单的回顾和介绍，并就其整理前景略作前瞻，敬祈有关专家学者的指教。
    一  《元典章》的内容和价值《元典章》六十卷，并附新集不分卷，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一部元代前、中期（世祖朝至英宗朝）法令文书的汇编。《元典章》六十卷，收录文书年代自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始，至仁宗延佑七年（1320）止，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全称“新集至治条例”，不分卷，收录文书下限延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主要是仁宗延佑后期到英宗至治二年五、六年间的文书，篇幅约为前面六十卷的八分之一，分国典、朝纲和吏、户、礼、兵、刑、工部八大类，部分内容与前六十卷有重复。各大类以下，又分门、目，目下排列具体文书。全书包括新集在内，共有81门，467目，文书2391条[3]，其字数初步估算，大约达到120万字。
    《元典章》未署编者之名，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元代中期地方官府吏胥与民间书坊商贾合作编纂的产品[4]。元朝很长时间内没有颁行法典，司法实践中主要使用历年积累下来的单行法规、条令和案例。随着时间推移，当然也需要对这些单行法规、条令和案例进行汇集、筛选、分类，编辑成书，以满足司法的方便。元人郑介夫描述说：“今天下所奉以行者，有例可援，无法可守，……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格例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旋行议拟。”又说：“民间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条令，杂采类编，刊行成帙，曰《断例条章》，曰《仕民要览》，各家收置一本，以为准绳。”[5]《元典章》大概就是地方官府与书商合作编纂的这样一种法令文书汇编。编纂的目的，在官府则可存以备检，满足行政和司法工作的需要，在书商则因这类书有市场需求，用来销售牟利。书中收录的文件，字数多少不一，发布机构高低不等，涵盖内容也有显著的广、狭之分。大到诏书、条画一类“布告全国，咸使闻知”的普效性文件，小到一个具体民事或刑事案件的审判文书，皆分门别类，荟于一编。在现存元代史料中，论及内容之丰富、卷帙之厚重，除《元史》外，似皆无出此书之右。
    《元典章》引起学者的注意，并被应用于学术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清代官修或敕撰的一些大书，如康熙时成书的《佩文斋书画谱》，乾隆时成书的《续三通》（《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和《日下旧闻考》，述及元代史事时，都或多或少地征引过《元典章》当中的资料。《四库全书》本《元史》各卷卷末所附“考证”，也利用《元典章》有关记载补充或纠正了《元史》中的一些疏误。私人著作引用《元典章》者，则有徐干学《读礼通考》、邵远平《元史类编》、姚之骃《元明事类钞》、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诸史拾遗》等。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八《跋〈元圣政典章〉》一文，还专门记载了他与《元典章》一书的因缘。当他从江南初到北京的时候（约在乾隆十七年，1752），得知京城一户故旧人家藏有《元典章》，前往借读，但遭到拒绝。十年后，友人吴企晋将家藏的《元典章》抄本赠给他，才使他获读书中内容，因此他十分感慨。钱大昕大概在晚年下过很大功夫对《元典章》进行研读。据近代日本学者岛田翰记载，他于清朝末年在江浙一带访书时，曾见到钱大昕亲手批注过的《元典章》。可惜后来这部批注稿不知去向[6]。
    尽管如此，《元典章》在清代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知道这部书的人很少，也没有人对它的珍贵史料价值及其在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进行正面表彰。即使是钱大昕，在《跋〈元圣政典章〉》一文中也只用了“纸墨精好，如获百朋”八个字来描述他对所得《元典章》抄本的观感，却没有讲这部书到底好在那里，得到它为何如此喜悦。有代表性的看法，则是认为《元典章》虽有史料价值，但文字俚俗，体例杂乱，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正因如此，乾隆时修《四库全书》，仅将《元典章》列入“存目”。《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三《史部三十九·政书类存目一·元典章》云：
    《元史》以八月成书，诸《志》皆潦草殊甚，不足征一代之法制。而元《经世大典》又久已散佚，其散见《永乐大典》者，颠倒割裂，不可重编。遂使百年掌故，无成书之可考。此书（引者按：指《元典章》）于当年法令，分门胪载，采掇颇详，故宜存备一朝之故事。然所载皆案牍之文，兼杂方言俗语，浮词妨要者十之七八。又体例瞀乱，漫无端绪，……乃吏胥钞记之条格，不足以资考证。故初拟缮录，而终存其目焉。
    姚鼐《惜抱轩书录》卷二《史部·元典章》亦云：
    此书载案牍之文，未免细碎猥杂。又元时陈奏、诏令，直用当时俗语，转经钞写，或有舛误，至今多有不可通晓者矣。然一朝制度之详，史所不书者，此略备之。
    都是既肯定《元典章》的史料价值，又从书籍编纂水平上对它进行诟病。这种看法影响所及，以至于有的学者对《元典章》的史料价值也轻易抹杀掉了。例如十九世纪中叶成书的魏源《元史新编》，就认为《元典章》虽为“当代官书”，但“皆钞集案牍，出于胥吏之手，不经馆阁”，因此《四库全书》不加收录是正确的，相反邵远平《元史类编》“多取《元典章》以补正史”却是“殊不足道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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