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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世纪初，学术界对《元典章》的评价才有了较大变化。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学家董康将从日本抄得的《元典章》稿本在北京刊行，刊本中附载另一位著名法学家沈家本的跋文，对《四库全书总目》在《元典章》问题上的偏见进行了驳斥，他说： 此书乃汇集之书，而非修纂之书，故所录皆条画原文，未加删润，颇似今日官署通行之案牍，大都备录全文，以资参考。……一朝故事，其厓略藉以考见，洵可备政治家之研究者矣。《总目》……云云，所论固是。然谓其体例之未善，则原其宗旨，本以备官府之遵守，与著述家之体例不同；谓与考证无关，则删其繁芜，菁英自出，颇足供考证家之采摭，细流土壤，又何择焉？若但存文字之见，遂屏而不录，良可惜已！[8] 在为魏源《元史新编》所作跋文中，沈家本也批评了魏源贬斥《元典章》钞集案牍、因而不予重视的错误观点，指出： 自来一朝之经制，无不备于案牍之中。作史者第当于案牍之中摭取大要，以考其得失，岂可鄙为案牍而遂弃之？无案牍则经制何存？又岂可别为空虚无着之辞，致使事实全非乎？……即如《元典章》一书，固当日之案牍，而钞自胥吏之手者也。第当日行政之事迹皆具于其中，以视稗官野乘之出自传闻者，为得其实。[9] 《元典章》刊行后，越来越多的人读到这部书，它在元史研究当中的重要性终于得到学者一致肯定。陈垣说：“《元典章》为考究元代政教、风俗、语言文字必不可少之书。”[10]蒋复璁则说：“然在数百年后史料残阙之今日言之，实为无价之宝也！”[11] 今天来概括《元典章》一书的价值，可以比沈家本等人说得更具体一些。《元典章》之价值，大端有四。首先，《元典章》基本上属于研究元代前、中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大体保留了当时公文文书的原貌。之所以说“基本上”和“大体”，是因为《元典章》在元代编纂和刊刻时，对原始公文往往略有删节，另外还常有抄录错误。其次，《元典章》有较多反映社会基层情况的内容，尤其是书中所载大量的民事、刑事诉讼案例，对了解元代下层社会状况极为珍贵，可以补正史、文集等传统史料之不足。再次，《元典章》选录的文书，大多都标明了文书的形成、传递过程，有助于理解元代各机构的职掌、彼此关系及行政运作的具体环节。最后，《元典章》中大量保留了元代汉语文中的俗语、俗字，对研究汉语和汉字发展的历史有重要参考价值。总之，对于元史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法制史、汉语史研究领域来说，《元典章》都是必读的重要史籍。 二 沈刻本与元刻本《元典章》作为一部元代法令文书汇编，到元朝灭亡之后就失去了实用价值，故而流传寖微。《四库全书》于存目中著录的《元典章》，题为“内府藏本”，实际上是元刻本，但不为外人所知所见，民间流传者均系抄本。直到沈家本为董康抄本作跋时，仍然说“此书世无刻本”[12]。董康将他得到的《元典章》抄本刊行，使此书在近七百年后终于又有了一个能够流行的刊印本，可谓《元典章》的有功之臣。这个刊印本因为附载了沈家本的跋文，因此习惯上被称为沈刻本。 然而沈刻本《元典章》却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它所依据的抄本，经多次辗转抄写，讹误丛生，难以卒读，还有大段的脱漏。昌彼得概括说： 惟沈刻所据钞本，不乏衍脱错伪颠倒之处，而沿其误，致不堪卒读。且变易行款，而致条目相淆；抬头缀连，而生误连上文之弊。擅改元本俗体为正，时生谬误，樛葛不清；妄增损词句，致失原文旨意。尤以每门目前所列表格，横直线多阙，上下失序，左右不应，瞀乱不堪，均不足为据。昔人谓刻书而书亡，即此之类是也！[13] 沈刻本《元典章》之所以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主要是因为元刻本《元典章》在1925年被民国清室善后委员会找到了。此前学者读沈刻本，虽疑其有误，而往往不能准确订正；元刻本发现后，沈刻本的错误则在对照之下判然立见，无所遁形。1930年，国立故宫博物院曾计划将元刻本《元典章》影印行世，但因技术、经费等原因搁浅。著名史学家陈垣因而在学生的协助下，用元刻本《元典章》将沈刻本通校一遍，同时还参校了其它几种抄本，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一书，包括札记六卷、阙文三卷、表格一卷。另将沈刻本的错误分门别类，归纳其错误性质与致误原因，撰《〈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二书皆于1931年完成。 陈垣校勘沈刻本《元典章》的成就十分巨大，共校出错误12 000余条，补阙文102页。《元典章》共约120万字，沈刻本因有脱漏，还不到120万字。平均不足百字即校出一处错误，沈刻本的出错率可谓惊人。更重要的是，这些错误五花八门，几乎涵盖了古书转抄、翻刻过程中可能致误的各种类型，因此陈垣才又写出《〈元典章〉校补释例》。这部释例对书中错误类型的归纳，已不仅为研读沈刻本《元典章》所必须参阅，而且还可以“通于元代诸书及其它诸史”，“得一代语言特例，并古籍窜乱通弊”[14]。因此在1959年单独出版时，即更名为《校勘学释例》。陈垣为写后记云： 余昔为同学讲校勘学，要举例说明，欲广引群书，则检对不易，欲单引一书，则例子不多。例子多就是错误多，错误多未必是好书，未必是重要的书。找一本好而又重要又错误多的书，莫如沈刻《元典章》。《元典章》系一部内容丰富而又极通俗的书。通俗的书难得板本好，写刻精。（沈刻）《元典章》则不然，写刻极精，校对极差，错漏极多，最适合作校勘学的反面教材，一展卷而错误诸例悉备矣！[15] 在《校勘学释例》中，陈垣通过校勘沈刻本《元典章》，对源远流长的古籍校勘工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方法论探讨，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被誉为“标志校勘学建立的里程碑”[16]。特别是书中“校法四例”一节，首次总结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方法，在今天的古籍整理中仍然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其基本论述如下： 昔人所用校书法不一，今校《元典章》所用者四端： 一为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它校法。…… 二为本校法。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缪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循览上下文义，近而数叶，远而数卷，属词比事，抵牾自见，不必尽据异本也。…… 三为他校法。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四为理校法。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文献学家黄永年评价说：“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方法，已被公认为校勘的正规方法。其体系之完整不仅非前此种种校勘论著之所能及，即今后的校勘工作者也很难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并另起炉灶。”[17]一部沈刻本《元典章》，竟然间接推动了校勘基本方法的归纳和校勘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这样的书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 在元刻本《元典章》长期未能正式出版的情况下，学者读《元典章》只能使用沈刻本，陈垣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其《释例》也就成为读《元典章》必备的辅助工具。1957年古籍出版社重印沈刻本《元典章》，将陈垣《校补》中所补阙文和重新制作的表格，按《元典章》全书纲目分别插入原书，所撰校勘记及《释例》则附于书末，共四函二十四册，仍以线装形式出版。1990年，中国书店又将全书收入“海王邨古籍丛刊”，出版精装缩印本一册。沈刻本的错误虽经陈垣《校补》得以改正，但原文与校勘毕竟各为一体，阅读时需前后对照，翻检不易。元刻本的格式、行款以及所用元代俗字，也无法在陈垣《校补》中完全反映出来。使用“沈刻本+陈垣《校补》”的组合，终究不如直接阅读元刻本方便和准确。 元刻本《元典章》发现后，即由故宫博物院保存，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时将它带走。经台湾学术界的努力，它在被发现近半个世纪后，终于在1976年由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满足了海峡两岸乃至世界各地有关专家的研究需要。版本目录学家昌彼得在为台湾影印元刻本《元典章》所作跋语中骄傲地宣称：“此书出，沈刻陈校覆瓿可也。”[18]他的话说得稍微过头了一些，对于元刻本中的某些明显错字以及字迹模糊不清之处，沈刻本和陈垣《校补》仍有参考价值。但大体而言，元刻本的确可以取代“沈刻本+陈垣《校补》”的组合。元刻本的影印出版，大大方便了学者对《元典章》的阅读和利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责任编辑：admin) |